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于溯
以近乎完美之设计，乃得无法尽信之结论，诚可见这种登峰造极的文史结合，性价比实在是太低，如果让诗学素养不及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者来操作，性价比会更低。《柳如是别传》之不闻嗣响，我想这是根本原因。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里说，人之聪明在于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充兽，在兽类里充鸟，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交叉地带更不可忽视方法论和学术史的检讨，原因就在于此。
钱锺书先生有篇文章叫《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是他在意大利的汉学会议上的演讲稿，内中讽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对杨贵妃的相关考证琐碎无谓，“今天很难想象这一类问题的解答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这个学林掌故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是，陈先生对《元白诗笺证稿》的定位本来就是“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陈寅恪《致陈槃（一九四四年）》）后来陈氏在中山大学开设“元白诗证史”课，也开宗明义“此课属历史学范围，不多涉及文学”（刘隆凯整理《“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钱锺书的不满，代表着一种典型的因问题意识不同造成的隔阂——感到对方的问题无意义，是不同学科间、尤其是共享同一研究材料的学科间最常见的矛盾，据说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很难成为朋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知网”上检索主题词“文史结合”得到的学科分布图
“中国知网”上检索主题词“陈寅恪”得到的关键词分布图
“中国知网”上检索主题词“文史互证”得到的关键词分布图
在现代学术体系下，不同学科有截然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有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方法，文学和史学也不能例外。尽管有句老话叫“古人文史不分家”，但那毕竟是前现代学术的特质；事实上，问题意识越强，越会催生出新分工，专业难免会越走越细化。因此就连陈、钱这样对文史文献都精熟的学者，他们在问题意识上也还是文史分途的，毕竟，他们也已经是文史分家后的一代学人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陈寅恪先生，又总被标举为“文史结合”的典范。在中国知网上用“陈寅恪”进行主题搜索，出现的关键词中涉及治学方法的只有三个：“诗史互证”、“文史互证”和“以诗证史”，这给人的观感差不多是文史结合成了陈先生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治学方法。这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陈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对后来史学推进最大的似乎并不是涉及“结合”的那些著作。如此标举与继承的不平衡，在其收官巨制《柳如是别传》上最明显，尽管享有盛名，《别传》那种写法几乎可以说再无后继。
既是史学本位的又是文史结合的，既是广为标举的又是缺乏继承的，集中在陈先生身上的这种矛盾其实说明了“文史结合”概念的模糊性。
作为史料扩展手段的文史结合
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史料扩张是民国史学的一个特色，这种扩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新见文献，比如敦煌文书、简牍、墓志、域外文献等；二是传统上不被视为史料的文献，比如诗、歌谣、小说等。在后一个方向上，早在年，刘师培就写有《读全唐诗发微》一文，倡导以唐诗考补唐史，后来梁启超有“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乃至“盖以文字形诸记录者，无一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的说法（《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不是说民国之前就没有人用这些材料进行历史研究，不过偶一为之和蔚为风气的学术史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陈寅恪自30年代陆续发表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读秦妇吟》《桃花源记旁证》《读哀江南赋》《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等一系列文章，包括更成体系的《元白诗笺证稿》，都应被视为这个大风气的产物。
在所有新被接纳为史料的传统文献中，诗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它被提出来得早，成果也多，除了刘师培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特别说过：“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自不待言。”研究历史不能放掉诗，逐渐也就成为常识，像陈垣并不以“文史结合”著名，也强调学历史“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即知正史之外，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陈垣《致陈乐素（一九四）》），甚至严耕望这样用史料非常传统的学者，其《唐代交通图考》也是广引唐诗。老一辈学者多受过旧式基础教育，对诗本身不陌生，一旦有了用的意识，很快就能驱遣自如，从这个角度说，相比起经眼不易的出土文献，诗进入常规史料范围要容易得多。
按照现代学科划分，诗词戏曲小说等同属于“文学”，但它们在被创作出来的时代，各自体性完全不同。传统上“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和“诗言志”（《诗大序》）的观念，使诗在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呈现上都受到约束，故其创作态度远比词曲小说严肃，且有内在的非虚构要求（特殊诗类如拟作类作品除外），而后者也是古典诗歌与现代诗、外国诗不同的地方。现代诗写“我被肢解、刀击/铁和血肉/横飞于四面八方”（海子《种子》），读之就是虚构、是隐喻，同样的场景换成古诗来写就像在写实；至于“他们的桌上是丰盛的白昼”（里尔克《孤独者》）这类超现实情境古典诗歌几乎无法实现。把诗当做史料来用，正是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上述特性的认识。所以陈寅恪说过，“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处，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书籍之缺”（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这也可见被拉入史料的诗虽然和词曲小说性质不同，在利用方式上却与后者并无二致，甚至与当时对简牍墓志的利用方式也基本一样，都是证史补史。因此这一类诗史结合或者文史结合，其实就是在“文”中剔史料的工作，“结合”的本质就是史料扩展。无论刘师培提倡在《全唐诗》中搜集历史人物和“唐代之秘史”信息，陈寅恪在元白诗中寻找唐代社会风俗史材料，还是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那样仅仅将有史料价值的诗汇编起来的做法，都属于以历史研究为旨归的史料学工作；其中偶见介绍文体诗史之语，也是为了精准剔史料，非关文学研究也。
一种史料有一种史料的特性，诗之作为史料，当然也有它的问题。“非虚构”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一个清代人在诗中把家住南京称为家住金陵，我们不能说他虚构，但也不能就此说清代的南京就叫金陵。诗的真实和史的真实之间，还隔着坚不可摧的文学传统、捉摸不定的诗人心绪和五花八门的修辞技巧。陈寅恪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多次碰到同一个难题：当一条诗文提供的历史信息和我们的原有认知不一致，我们是应该据此更新认知，还是据此判定诗文不可用？
文学作品相对于史料的异质性也算不上什么高深理论问题，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都贴“我们知道文学是准许艺术夸大的，也准许合乎现实的虚构，因而它就不会像历史那样是这件事就是这件事，不容更动，因而文艺作品（包括诗）所写的事情就不可能全是
真实的。有些根本就不是真实的”的见地（《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史学家自己不可能对此无所察觉。他们的“文史结合”明显偏爱主题明朗特别是纪实性强的作品，《元白诗笺证稿》还强调动用同一个作家群体的批量作品互相印证，且要求用诗之前“必先研究诗的资料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该资料是否可用”（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在十四年工作中的点滴回忆》），这无非都是为了避免作品误读。但无论如何，文史异质问题是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的：连历史书写都被认为是文学性的，何况是号称无达诂的诗呢？连诗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那样写有几分是仅仅因为那样写好看，又何况千百年之后的史学家呢？
作为文学阐释方法的文史结合
和民国到解放初期的情形有所不同，今日谈文史结合比较多的倒是文学研究者，甚至在学术史的追溯中，陈寅恪作为文史结合的标签，被认为代表了一种“唐诗研究的范式”，这不要说钱锺书，就是“不敢说诗”的陈先生自己，恐怕也是预想不到的。
文学研究确实有去和历史“结合”的传统，古典诗学就特别强调发覆作者及其时代的历史信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弄懂作品文句的具体所指，其背后还有独特的诗学理念：作品是作者的“言”，生平事迹是作者的“行”，读者听言且观行，才能尚友作者而与之精神相通，也就是所谓“以意逆志”；逆得作者之志了，才能再返回来更透彻地理解作品的精神内涵。所以传统诗歌阐释有一点像用历史信息搭建舞台，作者作演员，作品为台词，阐释者是导演，阐释行为就是指导演员在舞台上念出台词。作品的意义，只有当它成为台词在舞台响起时，才能得到全部呈现。因此我们会看到，一句“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阮籍《咏怀》），注释者就能读出翔鸟是指司马昭（《文选》五臣注），此非刻意附会，而是被阐释法牵着走，不得不尔。这个例子还说明，由于历史信息的加盟是这种文学阐释方法的核心，而古代史籍又以政治史为绝对核心，因此持知人论世法的阐释者有将一切诗解读成政治诗的倾向。
作为舞台的历史信息不是从作品中来，它的来源在作品之外，其与作品间的关系需要阐释者人为搭建，这种搭建工作古人称为“知人论世”，今日则也被称为“文史结合”。和史料扩展式的文史结合相比，这种文史结合不是从文学作品中剥出史料，而是从史籍中寻找史料以与作品贴合，两种工作有本质的不同，尽管面貌确有相似。它们之间的另一个不同是，史料扩展只是历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在孤证不立的前提下，多一条材料少一条材料其实不会影响结论的走向；但知人论世就是文学研究本身，它决定着作品的最终阐释。顾颉刚曾经用这种阐释方法恶搞唐诗，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写杨贵妃思念安禄山（《致胡适：论〈诗序〉附会史事的方法书》），意思无非是说，你觉得诗到底在写什么，就看你怎么嫁接历史了。
知人论世有它的效力边界，也不是理解作品的唯一方法——按照钱锺书的话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话说回来，文学研究者真要处理“母鸡”，还得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就是没有自己的处理工具，只能去史学界借。于是当史学界谈阶级斗争，文学研究者也以阶级斗争知人论世；当史学界说门阀政治，文学研究者就以门阀政治知人论世；当史学界的热点转移到其他话题，而这个话题又无法移植来用，论世也就只能长久地停留在上一个史学热点。这种尴尬常常使“知人论世”显得不是跟风就是过时。更何况，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门阀政治，这些经典化理论的意义在于把握宏观大势，而不在于也绝不适用于一次次套到个案上去。通过套用史学理论再与文学作品简单贴合的流程，生产既不能改变既有史学认知、又不能改变既有文学认知的“文史结合”成果，是这种阐释方法除了“附会”之外的又一重危险。
文史结合的结合
一直到《元白诗笺证稿》为止，陈寅恪的文史结合论著都是因“文”为题的。《柳如是别传》原名也叫《钱柳因缘诗笺证稿》，但最终改用了一个典型的史著题目，可见这部书实现了更大的学术野心，按照陈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到了“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别传》与故技之最大不同是研究步骤从“诗—史”增加为“诗—说诗—史”，陈氏前辞不敢的“说诗”，也就是知人论世、为作品搭建历史舞台的工作，在《柳如是别传》里倒成了重中之重。
如前所述，知人论世是为了给作品的每一个字一个意义安顿，《别传》说诗，主要为了安顿诗中典故。盖典故之所暗指即是陈氏要从诗中剔出来的史料，典故正如史料戴着的面具，知人论世，就是为了摘面具。举例来说，钱谦益有首《题画》诗云：“撼撼秋声卷白波，青山断处暮云多。沉沙折戟无消息，卧看千帆掠槛过。”陈先生选取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舟师北伐的史料，为《题画》设置历史背景，这就是知人论世；由此背景复推出“沉沙折戟无消息”这句用典（用杜牧《赤壁》）乃是指钱谦益苦等北伐消息而无果，担心自己要“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就是剔史料。最后的推论，等于为钱柳事迹平添了一笔，是现有史料、诗文之外的全新历史叙事。这样积笔成传，也就生成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柳如是”。
由此可见，《别传》是把剔史料和知人论事两种文史结合结合到一起的文史结合：先通过史料为诗搭建历史舞台，再推出其中的典故在说什么具体事件；最后把各诗中剔出的具体事件拼接在一起，构拟出历史叙事，也因此最后的成果可以号为史传。
选钱柳诗为史料库，当然是有所考量的。钱谦益的诗，很早就被目为“诗史”（范锴《华笑庼杂笔》卷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诗史”这个概念一般认为因杜甫而起，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而在陈寅恪看来，钱诗的“诗史”性质甚至强过杜诗：“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既然有如此定性，钱诗及与之往来酬答之作就必有其发生的历史舞台，执钱柳诗而知人论世，至少不是无中生有。
以典故为突破口，也是有所考量的。文人直陈其事多有夸饰过情，反而是在用典处惟求切合当下，尤其宋以后的作家，比前代人更强调取用典故与描述对象的精准贴合，多一分少一分，都可能受到指摘。典故这个面具越合脸，猜出本来面目的误差就越小。利用典故找史料倒是陈氏早期作品《读哀江南赋》用过的“故技”，而相比庾信，钱谦益能驱遣的典故范围不太会超出今日尚存的典籍，用典精严度又更高，而且因语涉时禁，他和同侪不得不多用典故，其往来酬答，每有可互证处，这些都可以降低错解典故的风险——至少理论上如此。
在我看来，在明清易代之际史料阙如或记载不明的情况下，想重构这一时期钱柳诸人的反清复明活动，并藉此钩沉明清易代之际的政治生态和士大夫心态，《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方案设计，已经近乎完美了。这个研究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任何一种其他文明的任何一种文本类型，恐怕都不能适用。但是，结合了两种文史结合的文史结合，也无可避免地结合了两种文史结合的全部缺陷，盖论世已是推测，破解典故是推测上的推测，《别传》如空中楼阁，处处缥缈，时见倾危。就拿《题画》来说，此诗收于钱谦益《长干塔光诗集》，是集诗作都作于顺治十三年到十四年之间，根本还没到郑成功用魏白衣谋北伐的时节。以近乎完美之设计，乃得无法尽信之结论，诚可见这种登峰造极的文史结合，性价比实在是太低，如果让诗学素养不及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者来操作，性价比会更低。《别传》之不闻嗣响，我想这是根本原因。
还要结合吗
钱锺书是从本质上反对文学和历史发生关联的人，他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表达过这种反感，对史学家们各种形式的文史结合，无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还是仅做汇编都没怎么操刀结合的《清诗纪事初编》，他都评价甚低。同时，钱氏论诗也不主知人论世法，比起就内容发覆幽隐，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