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枫桥才子陈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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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枫桥三贤”的父亲,也是个有趣的话题。王冕的父亲王杰,一个典型的农民,对儿子的教育算不上重视,但好学的王冕硬是创下了童年“牧牛读书”的佳话。杨维桢的父亲杨实,对教育可谓是煞费苦心,青年杨维桢在铁崖山读书时创下了“辘轳传食”的佳话。陈洪绶父亲陈于朝,更是注重从娃娃抓起,儿子陈洪绶才四岁,就与山阴张尔葆结为亲家,让张尔葆成为陈洪绶的翁岳兼老师,陈洪绶于是有了“四岁画关公”的神话。

不过,三贤的父亲,论才学,论名望,当数陈于朝最厉害。因为,陈于朝是明代枫桥赫赫有名的“才子”。这倒并非笔者杜撰,而是笔者在研读陈于朝《苎萝山稿》后,收获的又一个历史真相。现在,我们借助史料,来还原“枫桥才子陈于朝”的大致轮廓。

(陈继儒书法)

陈于朝八岁时,就被人们称作“神童”。这话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大才子陈眉公(陈继儒)说的。陈眉公《苎萝山稿叙》中的原话是:“孝立八岁时,已能为《早朝》《宫怨》《漂母》《伍大夫祠庙》诗,识者诧叹,负圣童之目。”文中的“孝立”,就是陈孝立,就是陈于朝;“圣童”,就是神童,“负圣童之目”,就是人们将八岁的陈孝立视作神童。为何成了圣童?因为陈孝立八岁就会写诗了,他八岁时写的诗,已令读者惊诧不已。

陈洪绪在《先严慈行实》中,对父亲陈于朝八岁作诗有相同的表述:“生平好作古文辞,有《苎萝山稿》藏于家,篇中如《漂母词》《伍公庙》《长安道中》《送父》《早朝》《宫怨》诸首,当时八岁以前所咏,然多散逸。”这里列举六首诗,均是陈于朝“八岁以前所咏”,似乎比陈眉公所记“八岁时”又提前了。

笔者按上述两处记载,在陈于朝《苎萝山稿》中寻找他八岁以前的“神童诗”,只找到了四首,分别是《漂母词》《伍子胥庙》《长安道中》《宫怨》,缺《早朝》《送父》两首,说明《苎萝山稿》的散逸的确严重。

让我们一睹多年前,在枫桥广为流传的“神童诗”——

《漂母词》:“谁把千金插钓竿,王孙一饭饱登坛。汉王推食原非易,何似重瞳早瞩难。”

《伍子胥庙》:“剑底涛声震,江干魄欲升。君王如湎觍,庙貌隔吴城。”

《长安道中》:“重兰赴长安,尚是山人气。帝里既非遥,山人壮山意。朝逢官长来,暮见珰貂骑。荷杖听民谣,出作入游戏。帝力那可忘,时时道中记。”

《宫怨》:“遥听鹦声达建章,止拖春韵入昭阳。銮舆踏遍千门柳,愁杀行旌过绿窗。”

(陈继儒书法)

古代文人的才气,既体现在吟诗作画上,也体现在科举考试上。但吟诗这种兴趣爱好,在古代被视为不务正业,因为它与举子业相抵触,严重分散一个人的注意力。陈于朝喜欢上了吟诗的古文词,所以对举子业并不感兴趣。但是,真正的才子往往是学啥精啥,哪怕他内心并不情愿。

陈眉公在《苎萝山稿叙》中说过“圣童”后,接着又说:“方伯公奇爱之,卧起必偕,凡朝章、吏牍、客疏、军书,率取办孝立手中。而又日夜赞君举子业。君才情悍,辄试辄冠军,为通人所赏,予之饩,刻其文,传之艺林。”“方伯公”就是陈于朝父亲陈性学,他外出做官,先是带着长子陈于廷,陈于廷十九岁早世,他又把幼子陈于朝带在身边。带在身边,好处多多。一是日夜督促儿子,埋头举子业;一是及早训练儿子,熟练公文写作。天才陈于朝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一部字数不多、散逸严重的《苎萝山稿》,三分之一的文字其实是陈于朝为父亲的代笔。我们今天在志书上看到的署名陈性学的文字,真正的作者是陈于朝。

陈于朝在科举之路上走得并不远,却也创造了奇迹。陈眉公这样评价他的才情:“陈于朝才情悍世,每次考试都能夺魁,他的文章被内行人赏识,所以他成了可以食廪的秀才,他的文章还被刊刻传播,成为秀才们阅读的范本。”

(陈继儒书法)

陈于朝成为“才子”,很大程度上跟他“辄试辄冠军”有关。《先严慈行实》详细记载了陈于朝的科考履历:

丁酉(),始补邑弟子员,学使者伍公袁萃即以新生附甲等。旋与棘闱之役,总宪吴公献台美其才,蒐先君时艺曰:“陈生藏稿,以付剞劂。”

(是年陈于朝24岁,排位在秀才的甲等。御史吴献台赏识陈于朝的文才,在检阅了陈于朝撰写的八股文后,说:“陈的文章可作范文,可以刻板印制。”)

己亥(),今侍御刘公光复筮仕吾暨,一见目为国士,屡试屡冠诸生。刘公学宗姚江,即公车业厌薄一切饾饤,阅诸生有当于先君,因以良知之学相从,臾乃颜先君斋曰“自得”,盖取子舆氏“君子自得”之意也。

(是年陈于朝26岁,刘光复任诸暨知县,他一见到陈于朝,就将他视作国家的栋梁之才,每次参加秀才考试,陈于朝都是第一名。刘光复学宗王阳明,讨厌科举文的词藻堆砌,但陈于朝的文章与众不同。刘光复还为陈于朝的书斋取名为“自得斋”,还亲自书额。)

庚子(),领批饩于泽宫,督学洪公启睿击节叹赏,邺郡守林公鸣盛为之镌《陈叔子试草》行于时,后以目疾弗克,竟棘事。

(是年陈于朝27岁,他的科考文章受督学洪启睿赏识,绍兴郡守林鸣盛为陈于朝刊刻《陈叔子试草》,作为秀才应试的范本。但此时开始,陈于朝的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缠身,导致他不得不退出科举之路。)

癸卯(),春行类考,先君以曾王考病革,朝夕侍汤药不就试,暨文宗按越,郡县试期已过。邑大夫刘公以事闻当道,强之赴试,卒录观场,秋复下第。

(是年陈于朝30岁。正月,陈于朝祖父陈鹤鸣去世,陈于朝因朝夕服侍祖父,错过了乡试的选拔考试。知县刘光复得知后,极力向上反映,终于给他争取了乡试的资格,但是年秋天的乡试,陈于朝因身体原因没有中式。从此,陈于朝彻底告别科场。)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陈于朝乡试中式、会试中式,应该是有惊无险的。但他才过而立,他就得了河鱼疾、耳聋、眼病等等,集一身的疾病,导致他不得不放弃举业。陈于朝并没有考中举人,他的次子陈洪绶后来也没有考中举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先后成为“才子”。

(陈继儒书法)

告别科举之路,陈于朝走进了佛门。而他的“才子”称号,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同。陈于朝所结交的,多是当时名躁一时的大才子,这些大才子成了观照陈于朝的一面面镜子。

才子屠隆对陈于朝的评价。《先严慈行实》有载:“后益留心贝典,闻四明纬真屠公隆精三教,先君以年家子通尺蹏于公,公讶曰:“是文中麟凤,道中貔貅也。”移书奖借之不容口,先君买舟入鄮,会于娑罗园中,竟夕谈益洽,至以“才子”呼之。嗣是诗文往还不绝如织。”这里记载了陈于朝与江南才子屠隆的交往。屠隆与陈于朝父亲陈性学同一年考中进士,而屠隆晚年精通三教,于是陈于朝以“年家子”的身份写信给屠隆,从此开启了一段忘年之交。屠隆称陈于朝为“文中麟凤,道中貔貅”,这是对陈于朝在文坛、佛界的高度评价。陈于朝还曾专门买船到鄞县拜访屠隆,在屠隆的娑罗园中,两人促膝交谈,竟夕不辍,屠隆当时就是以“才子”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位比自己小30岁的晚辈兼好友的。

才子徐渭对陈于朝的评价。因《苎萝山稿》散逸的缘故,陈于朝与山阴徐渭的交往并不见其文字记载,只在陈眉公笔下有提及:“当山阴有徐渭者,剑客不得志,而诗文实奇,渭见人辄戟手,陵傲呵詈至无敢也,而独好君,与谈艺甚昵戏。摹其书法,往往乱真。”徐渭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文长,徐渭以诗文称奇才,但他目中无人,他见人有个动作,叫“戟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对方,凌侮轻慢,大声责骂。但是,这个徐渭偏偏喜欢小自己52岁的陈于朝,与陈于朝谈艺竟很“昵戏”(亲昵接近)。而陈于朝临慕徐渭的书法竟到了乱真的地步。

才子陈继儒对陈于朝的评价。陈继儒在《苎萝山稿叙》中对陈于朝的诗文作如是概括:“文章以咸阳东西京为宗,其次不失河东昌黎,尺牍类晋人,赞偈、杂著类《檀弓》《周礼》,风流谐谑又类眉山诗,余即置之秦七黄九莫辨也。”陈继儒还作了一个假设,假设天不夺英才,让陈于朝得以长寿,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陈继儒说:“若孝立而在,精进不已,其诗必能为陈伯玉,其文必能为陈孔璋,扫除天下必能为陈仲弓。不然,舌来简往,不为陈惊座,则当为陈元龙,雄谈高步置我于百尺楼上耳。”如果陈于朝活着,他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五位陈姓才子齐名:他的诗名将等同于陈伯玉(陈子昂),他的文名将等同于陈孔璋(“建安七子”之一),他建功立业将等同于陈仲弓(东汉廉吏)。他的口才将等同于陈惊座(汉代名士),他的机智将等同于陈元龙(东汉末年将领)。陈继儒年长陈于朝15岁,他一口气列出历史上五位陈姓才子,来表达陈于朝才子早逝的惋惜之情。

(陈继儒书法)

研究陈洪绶,离不开对他父亲陈于朝的研究。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用在陈于朝父子身上,是比较贴切的。枫桥才子陈于朝,培养出枫桥才子陈洪绶,无论从教育还是从遗传的角度,都说得通。

除了以上史料可以证明陈于朝是枫桥才子,笔者在阅读《苎萝山稿》原作时,还发现了枫桥才子陈于朝的其它可圈可点的作为。

他是枫桥有名的出版家。陈于朝曾刊刻过《倭达卷》《南西厢》,这在当时属于畅销书。他还刻过一本《简切讲义》,是一本科举考试的专业辅导书。除此之外,陈于朝还写过一本志怪小说,书名叫《重生集》,收集的是人死复生的那些传奇,这本书后来也刊刻问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史料从未有过披露。

他是枫桥有名的书画家。这一点尤其重要,父亲的爱好特长,事关子承父业。陈于朝在次子陈洪绶四岁时,即与山阴张尔葆结为亲家。之所以选择张尔葆为亲家,其实是看中了张尔葆的画艺,张尔葆与沈周、李长蘅、董其昌等大画家齐名,如果不是陈于朝有书画的造诣,如何结得了这门亲事。陈于朝在与屠隆、陈继儒、张尔葆的书信往来中,聊得最多的也是书画这个话题,而从书信中看出,陈于朝最擅长扇面等“小构”。以画为主,兼及书法。因为他常常拿这些小构去请名家题词。而陈继儒说他学徐渭书法达到了乱真的地步,也是陈于朝精通书画的一个有力证据。

他是枫桥有名的慈善家。实际上,陈洪绶家道的败落,始于父亲陈于朝。《先严慈行实》载:“出则怀青蚨于袖,间以济贫窭。夏饩粥,冬给以衣,并饭僧之费不下数十百金。”陈于朝自己也说到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寄陶兰亭司寇》的信中,他这样说:“朝家苦贫,亦扫汇得四千余僧之资,而力已竭。”此处四千余僧之资,指供四千个僧吃饭的钱,非四千两银子,这些钱是给一个叫大亮的和尚的,大亮手下有十万八千个僧众。陈于朝还向好友陶允宜乞求僧资,“乞大发菩萨心,百两亦可,一分亦可”。后来,枫桥建乾元塔,修元祐塔,陈于朝牵头抓总,家里的余钱全让他做慈善了。这个信息十分重要,因为牵涉到陈洪绶后来对待金钱的态度。无论是书画爱好,还是学佛信佛,还是对待金钱的态度,陈洪绶均有乃父遗风。

(陈于朝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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