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8:06来源：光明日报
咏史诗是融文学与史学特质于一体的重要诗歌体类，其创作的素材乃立足于史事。《史记》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自然成为咏史创作取材的渊薮之一。咏史诗人的创作结合时代特征和审美趋向，选取《史记》中的人和事，通过批判或褒扬，以达到寄寓抱负和针砭时弊的艺术效果。
在现存的文学史料中，最早一首咏史诗的素材即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咏史创作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班固依据此传叙写的“缇萦救父”史实，创作传体《咏史》诗，将二百字的故事，缩写为八十字的五言诗，传承了《史记》“寓论断于序事”的叙事方式和“实录”的著史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的传播形式和流传途径更为广泛，更便于咏史诗人从《史记》中选取适合个人创作的题材。左思《咏史》八首开创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咏史变体即论体咏史，通过吟咏冯唐、主父偃、司马相如等人，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有机结合起来，抒发个人处于门阀森严时代而才华不能得到施展的痛苦和愤懑。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名为“史述”，实为四言韵语，吟咏《史记》中许多人物的不同遭遇，如箕子的亡国悲怆，韩非的以文召祸，伯夷、叔齐的坚贞，管仲、鲍叔的相知，程婴、公孙杵臼的仗义，屈原、贾谊的正直，鲁国二儒的耿介，又贯穿以主体意识，寄寓良深。而《咏荆轲》一诗详尽地叙写了荆轲刺秦事件的始末，对其视死如归的豪侠之气给予高度赞扬，不同于那些隐居和饮酒的陶诗风格而体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此外，阮瑀《咏史诗》、王粲《荆轲为燕使》、虞羲《咏霍将军北伐》等，都是以《史记》中的忠臣勇士为吟咏对象，表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时代英雄再现当世的急切呼唤和热忱期盼。
唐代诗人对《史记》的接受增加了新的审美情趣，多以夏禹、荆轲、秦始皇、夫差、项羽、汉高祖、四皓、张良、韩信、李广、司马相如等人为吟咏对象，对前代同类作品既有继承，也形成了整体性的新特点。唐初咏史创作仍沿袭班固的《咏史》体式，叙多于咏，事大于赞。王珪《咏汉高祖》即将汉高祖一生重要经历浓缩入诗，末尾却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的规律。而其《咏淮阴侯》一诗用精细的笔墨全面叙写韩信的一生，表现出既羡慕韩信的丰功伟绩，又同情他悲惨结局的情感基调。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体现为以咏史创作干预社会现实，影响到唐代咏史诗，则是大多以论体为主，从而丰富了咏史诗的表现力。陈子昂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的《燕昭王》，感慨在时光流逝中能重用贤能之士的燕昭王已不复存在，后两句则由古及今，诉说个人难以实现像乐毅那样建立功业的雄心壮志。李白诗歌代表着张扬个性的盛唐气象，而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帝王师”，功成身退，自由自在，此类历史人物的典型就是张良、四皓等，如《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山人劝酒》《商山四皓》等咏史诗，既是李白个人的期许，也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士子的心声。唐中期社会特点是大唐盛世不再，咏史诗人试图在历史往事中寻找社会成败治乱的根由，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因此，诗人多借对《史记》中人、事的评价，来表达其与前人不同的史识和史观。柳宗元的《咏三良》一反传统，推翻历来对秦穆公的批判，认为能君臣同德的穆公是明君，让三良殉葬的乃其不肖子康公：“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而《咏荆轲》一诗也与传统论调相异，不但没有大力赞扬荆轲，还指出荆轲刺秦的行为完全不可取，且其失手是致使燕国快速灭亡的根本原因。柳宗元的咏史诗可谓开了晚唐时期翻案的先河，颇有影响，如诗人刘叉《嘲荆轲》、李远《读田光传》、杜牧《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许浑《韩信庙》、李商隐《四皓庙》、温庭筠《四皓》，一时翻案成风。唐代晚期，出现了以七绝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咏史诗人,且一写就是百十首，如胡曾、周昙、汪遵、孙玄晏、罗隐等，以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字史论，再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史记》画卷，角度、观点都有新意。
宋代诗歌好议论、好说理，贯彻到以《史记》人物为原型的咏史诗创作中，就是翻案之风更甚于唐，且比唐人翻得更有深度。王禹偁的咏史之作大都吟咏《史记》中的人和事，有意而发。梅尧臣《淮阴侯庙》《淮阴侯》《淮阴》等诗，以不同的体式和不同的角度吟咏韩信，可谓诗歌创作中的“互见”手法，与司马迁用“互见”手法叙写人物传记互相映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安石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如《商鞅》《贾生》等诗，以古鉴今，用古喻今，巧妙而有针对性地创作咏史诗为当时政治服务。在王安石的约一百一十首咏史诗中，有四十多首取材于《史记》，且多以翻案著称，对于传统观点而言，见解大胆而深刻，认识新颖而独到。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腐朽无能，诗人们怀古伤今，在咏史创作中也有着深深的爱国烙印，代表诗人有李纲、陆游、刘克庄、文天祥等，歌咏对象多为英雄豪杰和忠臣义士，如项羽、韩信、侯嬴、信陵君、伍子胥、张良等。辽、金两朝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却充分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高度重视，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也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