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ldquo老家伙rdquo的

在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现代和当代文化名人,许多人却不知道。他就是聂绀弩。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写聂绀弩时,一开头就说:“聂绀弩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在网络上有人说,我只知道“鲁、郭、茅、巴、老、曹”,聂绀弩是谁呀?但当网友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聂绀弩为人为文的事情之后,就会感到惊奇和疑惑:怎么这样的人物,我辈竟然不知!大有相知恨晚的遗憾。人们不知道聂绀弩并不为错。这是历史原因、时代原因、社会原因造成的,不是人们见识短少。我不想过多地探讨聂绀弩鲜为人知的深层社会原因,只是想谈一些关于对现当代历史文化人物评价臧否的现象和认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现代人学史。我国建国后形成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对其中的人物排定了“座次”。而“座次”的排列,除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建树之外,很重要的则依据了一个政治标准。在人们心目中,“鲁、郭、茅、巴、老、曹”,是那个时代文学和文学家的代名词。无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是文学大师,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文学成就。尤其是鲁迅,他的一生是一面高扬的旗帜,一尊活着的雕像,一盏不熄的明灯,永远屹立和照亮在人们心头。他排座于首,天经地义,使得人们难以怀疑这种排列的合理性、客观性乃至公允性。然而,这种“排座次”给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教条思维,烙下了难以根除的“左”的思想印记,体现了政治对于文化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时光的推移,这种排列的“座次”,在国人心中已经开始动摇。人们逐步走向客观,用一种超越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作家作品,在自己心目中重新排列属于自己认可的“座次”。这就是胡适、梁实秋逐渐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识、认同的原因。“大汉奸”周作人,近年来也似乎被人们“看好”,他的小品文成了市场青睐的“抢手货”,大有站在兄长鲁迅身边“难分伯仲”的征候。然而,国人还是清醒的。人们肯定周作人,绝对只是在他的作品层面上。他的作品,适应当今中国社会一部分人闲适、舒缓的生活、心态和精神追求,人们不过只是喜爱他的作品中那种冲淡平和的“味道”而已。对他的人格和人品,绝大多数人还是鄙弃的。他和鲁迅站在一起,鲁迅是巍峨的高山,周作人只是一堆黄土,至多是一个小土丘。通过作品这个不偏不倚的载体,已经使得周作人有了一个“慰藉”的说法,他就应该知足,不可能再跟其兄长争“座次”。人们心目中的重新“排座”,我以为就是一个作家作品的翻检和重评,也是一个作家人格人品的晾晒和展览。像经过了整个雨季,把它们搬到阳光下见见天日,是鲜艳的、本色的、亮丽的,还是暗淡的、褪色的、霉变的,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一切都是那样真实,至于“排座次”已经显得并不重要。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物质的贡献,还是精神的建树,都会留下或浓或淡的一笔,惟独平庸和苟且只会留下空白,那些阻碍历史进步的自然列入另册。历史这个“老家伙”已经露出可爱的笑脸,他的笑容是那样诡谲,那样天真,甚至灿烂。那个钻进书斋的学问家、不肆张扬的钱钟书,终于有一天,人们发现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像突然发现天外的彗星一样,重新认识了身边还隐藏着一个并不亚于“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连同他的文化研究巨著《管锥编》一起,高耸于中国文学的殿堂。到今天,钱老先生的“座次”算是找到了,他坐得很靠前,身边还有他的夫人——出身于名门的“闺秀”杨绛女士陪伴着他。沈从文先生也找到了自己的“座次”。那个在上世纪40年代初因为“女权论辩”,被鲁迅先生的弟子们驳得容颜无光、眼镜大跌,解放前夕又被文坛领袖郭沫若痛斥,而后“心灰意冷”,躲进书斋,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老先生,建国后哪有这老头儿的“座次”?殊不知人们从他那清新隽永、古朴纯真的边城——湘西凤凰风土人情系列的小说、散文作品里认识了这老头儿,从此记住了他。“排座次”的先生们说,这老先生也可以往前靠一靠,于是,沈从文也排在了前面。还有一位老先生,著作等身,声名远播,可惜“出身不好”,戴着“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他叫张恨水。你恨水也罢,恨冰也罢,“座次”很难有您的。但据现在研究张恨水小说的专家称,张恨水的小说,不是“鸳鸯蝴蝶”小说,而是“社会小说”。张恨水是一个高产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看来应该给张老先生一个“座次”,可惜“鸳鸯蝴蝶派”的名声还是不怎么好,要排列上去,恐怕还需时间。现在也应该轮到人们为聂绀弩先生重新排位了。不是我们要帮他争“座次”,这是争得来的事吗?是历史老人在恢复他的公允面目。一个作家的“座次”,任何人帮他争都不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奠定了他在读者这个“市场”上的份额。无疑,聂绀弩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是强的,他的杂文,他的小说,还有他那古怪而美妙的“绀弩体诗”。只是解放后人们知道得很少,人们不了解他,当然就不可能有他的“座次”。岂只是没有“座次”,几十年里他一直被打入“冷宫”,直至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服刑10年。他要是能站在大地上仰天长啸一次就很不错了。人们为一个作家排“座次”,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他的人格人品。鲁迅先生“最硬的骨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加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有些很有影响的作家,就像郭沫若先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人格光辉的消褪和暗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就是人格作用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最讲气节,像那些成就卓著、人格高尚的作家,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时间愈久,在人们心中的份量愈重。聂绀弩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不仅作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流,而且人格人品在中国绝对一流。当今中国,人们在思想上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进行“大洗牌”,这当然不是重修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却是在思想层面上对历史和作家及其成就进行反思,有些甚至是拨乱反正。难怪10卷本的《聂绀弩全集》一出版,就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史学界和思想界。章诒和关于聂绀弩晚年生活片段的文章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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