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在德国入侵前不久，加缪在《记事》中写道：‘《局外人》已完成。’”（《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罗歇·格勒尼埃著，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P57。）年6月，《局外人》发表，“这本书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文学评论家随即承认这部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同上，P73。）。年2月，萨特在对《局外人》的评论中这样开头：“加缪的《局外人》刚出版，就引起各方的注目。大家竞走相告，说《局外人》是‘大战结束以来，最杰出的作品’。”（《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保罗·萨特著，秦裕、潘旭镭译，三联书店年版，P。）
《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今天，妈妈死了。”（《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年版，P。）《局外人》如是开篇。这一句简单的话语透露出了一种冷漠惊人的语气。
西方小说中有不少的开头都很著名，但表达效果各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是：“凡是一个有钱的单身汉，都必须要有一个妻子，这已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显露出一种机智与俏皮。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显露出一种深沉与睿智。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句是：“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显露出一种荒诞与震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第一句是：“许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雷恩地上校面对行刑队，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显露出一种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交错感。
《局外人》的第一句也成为了经典的名著开头，而它的作用也与上述各种不同。这只是一句平常的话，使人惊异的是说话人的语气。从这句话的冷酷、仿似漫不经心的语气中折射出一种荒谬。它奠定了全篇的基调。而整篇小说中加缪正是使用了这种冷峻的风格进行叙述。
瓦莱里在《文艺杂谈》中论及司汤达时说到：“在司汤达写的一页东西里，最令人吃惊、立刻揭穿他、吸引人或者引人生气的——是语气。他掌握而且偏爱文学中最个人化的语气。”（《文艺杂谈》，保罗·瓦莱里著，段映红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P。）
加缪也刻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语气，但与司汤达的有别。当然，这些考究要依赖法文本身，不懂法语自然无从细论。而且，萨特的评论文章已经对此篇小说的句子、语法做了精心细致的分析。不过，加缪的写作风格还是值得探讨的。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一种白色的、中性的写作：“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问题是通过信赖一种远离开真实语言和所谓文学语言的基本语言结构而超脱文学。这种透明的语言首先由加缪在《局外人》一书中加以运用，它完成了一种‘不在’的风格，这几乎是一种理想的风格的‘不在’。于是写作被归结为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其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清除了，而代之以形式的是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状态。因此思想仍被保持着它的全部职责，而并不使形式附带地介入一种不属于它的历史。”（《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P48。）
事实上，作者是否介入文本是文论家们一直热衷谈论的话题。例如，乔治·艾略特、萨克雷等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福楼拜、莫泊桑为客观的叙述者，这些都常为人所提及。
福楼拜是卡夫卡推崇的作家之一，卡夫卡有意模仿他的叙述风格。加缪曾写过一篇论述卡夫卡的文章（本想放入《西绪福斯神话》中，后又抽了出来）。关于他是否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地方。他的老师让·格勒尼埃在年4月19日给他的信中说道：“《局外人》写得很成功——尤其是第二部分，虽然其中受卡夫卡的影响之处使我不悦……”（《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P75。）但加缪在回信中予以否认了。萨特则说：“我承认在书中没有找到卡夫卡的印痕。”（《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P。）
影响卡夫卡甚深的作家还有克莱斯特。卡夫卡和他都在小说开头很下功夫：“他们十分注重小说的开端，他们以小说的梗概为基础，尽量在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中，就让读者感受到整个故事的中心内容。……卡夫卡和克莱斯特都认为，最关键的是，读者在故事的开头，就能预感到结局。”（《卡夫卡与世界文学》，伯尔特·那格尔著，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附于《卡夫卡传》（瓦根巴赫著）一书后，P。）并且，他们小说的开端都有一种“言简意赅、意蕴丰厚的特色”（《卡夫卡与世界文学》，P。）：“它开门见山，一言道出了故事中心的重大事件，使读者和主人公直接面临着既成事实，同时又感到事情的严重后果。”（同上。）可以说，《局外人》开头也基本具备这些特征，它令人惊愕与不安，——一个人竟可以这么冷淡的说到其母亲的死——，同时也猜测着故事的后果。另外，母亲之死也构成了小说的重大事件，第二部分审判的与其说是关于莫尔索的杀人案件，不如说是关于莫尔索对待母亲的死的态度问题。再有，克莱斯特小说的开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作壁上观的态度、客观冷静的报导式特色，……具有记录一样的精确性”，“在句法上显得比较繁复”，但“富有艺术性”，“用词枯燥、平淡，而在句子结构上却十分讲究，注意雕琢，善于变化”（《卡夫卡与世界文学》，P。）——这是“卡夫卡致力效仿的榜样”（《卡夫卡与世界文学》，P。），也是卡夫卡作品中常见的。《局外人》开头也有“报导式特色”（试将“今天”改成一个具体日期，“妈妈”改成一个人名），也是“用词枯燥、平淡”，只不过它是简洁且句法简单的。这些能否说明加缪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呢？
弗兰茨·卡夫卡（年-年）罗兰·巴尔特说到：“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写作的零度》，P48。）
在这不得不提海明威。萨特认为：“我们如果比较加缪和海明威的话，结果似乎会更丰富些。他们两人的风格有明显的联系。他们同样都写短句、每句都自成一句新句。并不依赖先前各句累积而来的语势。同时，每个句子也和快照的姿势或对象一样都有新而相配的句子。”（《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P。）海明威的写作风格特点谈者甚夥，早已为不刊之论。而那受益于他的记者工作颇多。加缪也长期从事记者、编辑方面的工作，对这种写作方式自然也是得心应手，于是也就产生了这种“新闻式写作”。
海明威还热衷于写对话，这与他同时代的菲茨杰拉德相一致。关于对话，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说明式的，一种是戏剧式的。说明式的就是在说话前后说明交待说话人的声音、动作、神态等。卡夫卡正是如此。他喜欢通过刻画说话人的语调、姿势等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戏剧式的则纯粹是对话体，正像戏剧只有台词一样，除非必要否则不会描写动作姿态。海明威就是这样。他往往故意堆砌对话而省略其他描述性句子。从这方面说，加缪确实更接近的是海明威。《局外人》的对话大多是海明威风格。这种技巧无疑赋予了对话更多的内涵。萨特认为《局外人》中，“对白也和故事融合成整体”，“对白是用来解释、意指的”，“而如果要重视对白的话，作者便得承认对白具有意义”。（《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P。）
不过加缪与海明威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创作理念。海明威讲究“冰山理论”的写作原则，喜欢写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东西，著名的如《大心河传》。当然这也并非他所独有，有的作家也会偶尔为之，譬如蒲宁的《轻轻的呼吸》。而《局外人》中，按萨特的说法：“没有多余的细节，每一件琐事都围绕着主题，并且对书中的情节来说都是必要的。当我们读完这部杰作时，我们不可能会认为还有别的结局。”（《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P。）
海明威（年-年）根据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的观点——尽管他所谈的是诗歌理论——后辈作者在前辈的影响下创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加缪的写作也少不了对其他作家的学习，但毕竟他也有所创造。
最后说下小说的叙述文体。萨特指出两部分是平行的。罗歇·格勒尼埃也说：“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是完全平行的，讲述莫尔索的案件，我们所知的他一生中的大小事情都逐一叙述。”（《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P66。）但两部分的叙述文体是有异的。第一部分采用的是日记体，第二部分则是类似于回忆录。不过日记体却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小说一开头说的是今天，但却一直写到了守灵的那夜及第二天的葬礼。焉能今天说明天的事？紧接着又从“今天是星期六”直接到“今天是星期天”，这些也许不能不说是一些瑕疵。
（加缪《局外人》研究1：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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