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话本包括《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秋胡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师师谩语话》等六种作品[１]。它们被发现前，对通俗小说源头的追溯最早到北宋，如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甚至迟至南宋，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勤倦，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２]张锡厚先生指出：“自从敦煌遗书相继发现《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庐山远公话》等唐代话本原卷以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唐代民间不仅孕育着话本小说的雏形，而且远及我国西部边陲已在传抄。其中以讲史为主的《韩擒虎话本》已经粗具话本小说的‘入话’、‘正话’等体制和特点。事实说明敦煌话本为宋代话本小说的发展作出可贵的贡献。”[３]张先堂、张鸿勋等先生曾对敦煌话本的文学史意义做过有益探索[４]。在借鉴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确立拟书场叙事格局、初具话本的文本体制、开拓后世小说的题材内容、丰富后世小说的艺术方法这样几个层面，对其在文学史上深刻、多元的影响进行较为全面、深入地阐述，以求正于方家。一、确立拟书场叙事格局敦煌话本对后世叙事文学最深远的影响，恐怕就是拟书场叙事格局的确立。古代通俗小说的叙述者以“说书人”自居，实际成为一种可以“肆入为出”的功能性形象，具有叙述、传达、指挥、评论等功能，形成“说书人”对听众讲故事的叙事情境，即所谓的“拟书场”格局。从表层看，似乎是几句陈词滥调的说书套语，却牵涉到作家的艺术构思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长、短篇小说的创作。浓重的“说话人”口吻是宋元话本的特色，如表示领起、转换、省略等的说话套语—“话说”、“却说”、“且说”、“单说”、“话休絮烦”、“话分两头”等频频出现，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这些叙述套语常常用于转换视角、转换时空、介绍人物等，承担起引领受众的叙述职能，使受众层次清晰、条理明确地把握故事内容。然而，它们的使用滥觞于敦煌话本，如在《韩擒虎话本》里，有以下叙述套语：当在开端介绍法华和尚的情况时，以“说其中有一僧名号法华和尚，家住邢州，……”引领；当法华和尚用龙膏为杨坚治头疼病时，其神效为：“说此膏未到顶门，一事也无，才到脑盖骨上，一似佛手捻却”；当周武帝误饮毒酒时，其状况是：“说这酒未饮之时一事无，才到口中，脑裂身死”。在《庐山远公话》中，有如下说书套语：当主人公出场时，用“说这惠远，家住雁门……”，来介绍其情况；当叙述千尺潭龙听经时，用“说此会中有一老人……道这个老人……”，以示强调突出；当引出白庄这一人物时，用“说其此人……”，以领起人物简况。凡此均显示了鲜明的说话口吻，并在后世通俗小说得到继承、发展。叙述者模拟听众、设为问答的程式也发端于敦煌话本小说。如在《庐山远公话》里，叙至千尺潭龙听经时，用“是何人也？”设问，以“便是庐山千尺潭龙，来听惠远说法”加以强调；叙至惠远为作《涅槃经疏抄》祈愿掷笔半空时，用“争得知？”发问，用“至今江州庐山有掷笔峰见在”加以证实。这种用现存实物来证实传说的假实证幻手法，在后代通俗小说也有遗存，如《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之《孔淑芳双鱼扇缀传》结尾：“自此一境清宁，徐景春生一子接续香火善终。见今新河灞孔家坟墓见存。”两者非常相似。叙完道安在福光寺讲经之后，以“惠远还在何处？”发问，用“惠远常随白庄逢州打州，逢县打县……”来作答并接叙主要情节。《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出场时，用“是甚人？”发问，以“是绝代名将韩熊男……”来介绍主人公的出身；韩擒虎排“五虎拟山阵”破“引龙出水阵”时，以“排此阵是甚时甚节？”发问，用“是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来强调阵法的神妙。这些设为问答的叙述套语，明确显示出作为显身叙述者的“说话人”，始终横亘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或点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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