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是古代以文言为载体记录的故事，包括异闻、杂说、民间故事等，是相对于白话小说而言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白话小说经历了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
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两条轨迹时而分离，时而交合。分离体现为二者的特性、差异；交合则显示为二者产生互动，彼此借鉴。
一、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发展轨迹的差异1.起源的差异
虽然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都可追溯至古时人们劳动之余用以消遣的故事，然而二者作为不同的文体形态，且书面作品产生的时代也有所差异。
文言小说的发轫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此时在经济上，豪强地主大规模兼并土地，流民数量居高不下；政治上，政权更替频繁，门阀制度持续存在。
这些都造成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人人自危，再加上道佛宗教思想的影响，神鬼之说在社会上逐渐蔓延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以志怪为主流，代表有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此外，随着名士清谈之风的流行，记录人物言谈轶事的志人小说亦占相当分量。
话本小说虽来自说话伎艺，而说话伎艺的萌芽可溯至春秋战国时俳优侏儒的活动，到了唐代，话本小说才有了书面作品的雏形——敦煌石室中直接以“话”或“话本”命名的文献。
尤其是《韩擒虎画本》结尾“画本既终”之语，类似后世话本小说的“话本说彻”，而此时的唐传奇已经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
2.创作者和受众身份的差异
文言小说一直和文人活动密不可分，创作主体是文人，作品也在这群人中相互传阅品评。而话本小说作为说话人用的底本，流传于茶肆酒铺、瓦舍勾栏等娱乐休闲场所，创作者是来自市民阶层的“俚儒野老”，受众也是同一阶层的普通百姓。
随着说话的繁盛，一些仕途失意、生活困窘的饱学之士也加入了话本创作，但由于他们此时靠此谋生，为的是满足市井细民的娱乐需要，因此也算作市民阶层的人。
身份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创作者的创作目的：文言小说的创作者往往出于自觉的文学追求，而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则主要关心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
3.创作方式的差异
文言小说家在创作时并不需要观众在场及时反馈他们的阅读感受，且他们出于自觉的文学追求，对自己的文字总会反复修改，仔细润色，直至小说的语言、技巧及思想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文言小说带有浓厚的创作者个人的风格特征。
而话本小说创作者虽然写作时并未面对听众，但在他们的想象中始终为这群人留有位置，诉诸笔端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这群听众交流。因此话本小说总是以服务自己的读者听众为最高标准，小说中个体意识无限淡化，代之以集体意识。
创作方式的差异导致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性：前者拥有更为高超的艺术技巧、精准雅致的语言，后者则通俗易懂，易于拉近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尽管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存在上述差异，但由于二者在唐以后同时存在于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集，因此两者的发展轨迹并不是绝对平行的，它们时而交合，互相渗透、彼此借鉴，共同促进古代小说不断向前发展。
二、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的影响1.话本小说对文言小说构成影响的原因
提及宋代文学成就时，人们很容易想到话本小说，而文言小说似乎在唐朝达到成熟以后，便突然衰颓停滞。因此大多学者研究宋代文学时，往往会忽视文言小说。
事实上，宋代文言小说确实多拾前人牙慧，常带有酸腐呆板之气，但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尤其是宋代文言小说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