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悠 http://nb.ifeng.com/a/20190701/7506223_0.shtml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色调是“红色”。其时，文学与政治联系得空前紧密，主要以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为内容的“红色经典小说”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实绩，文学创作中普遍洋溢着乐观歌颂的情绪，在思想和风格上皆具备了鲜明的“一体化”特点。作者：杨涵但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短暂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表达，并催生出了一股文学新潮，而它们也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年这一特殊年度的形成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解冻”的潮流，“双百方针”的提出即深受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它促使文艺界的潜在想法有了表达的机会。不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艺方针虽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历史选择。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理论界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消极现象做了反思和批判，不少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当下的文学状况表达了意见，认为“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作家和理论家们都渴望在创作上有积极的突破，希望能更加真实地面对生活。于是，年这股文学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打破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学创作模式，在年至年上半年，为中国文坛演奏了一段转调的乐章。“短、平、快”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占了主要的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干预生活”的小说大胆地面对现实，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蓬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暴露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领导干部中的意志衰退、敷衍塞责等现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通过对一个区组织部的日常生活的描绘，揭示了区委组织部领导刘世吾与“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之间两种工作态度和不同精神面貌的冲突，塑造了林震这样一个具有新气象的典型形象。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决心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斗争到底：“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小说呈现出的真实感也促使人们对官僚主义的现象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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