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小说的起源和作者这两个方面，汉代人各有各的说法。班固认为，小说源自稗官，其作者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闾里小知者”。张衡则持另一种观点。他指出，小说是汉代才有的，虞初等一般方士是最初的作者。他们的说法究竟谁更接近事实呢？“稗官”一词，于史无征。从班固首创此说以来的一千多年间，虽然历代诸多学者殚精竭虑多方考证，始终不能确知这是种什么官职，究竟出现在什么时期。其实，这种考证对于弄清小说的起源问题帮助不大。因为，小说不可能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某一种职官。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班固也像谈小说家起源一样，分别给其他九家诸子追溯其所自出，认为它们分别来源于司徒之官、史官、羲和之官、理官、礼官、清庙之守、行人之官、议官和农稷之官。可是，揆之历史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系班固出于某种原因而作的想当然的附会。我们今天探究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起源，决不能遵循其径，而只有实事求是地分别从孔丘、老庄，墨翟诸家开始考察其来龙去脉，渊源流变。同样，讨论小说家的起源，也不应从难以指实的稗官处寻找答案。班固（还有他所转述的刘向父子）一定要给九流十家从上古职官中寻找始祖，显然是受了“学必出于王官”这一正统思想的束缚。在这一方面，倒是张衡的说法符合实际，他所谓的“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便是关于小说起源的正确说明。虞初其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有加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另在《史记封禅书》中还有这样条资料：“是岁（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可证虞初确有其人，是汉武帝时的方士。其所著《虞初周说》，《西京赋》的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这就是说，这是一部方士所著专言方术的书。其实，不仅《虞初周说》是由方土所作，而且，班固所著录的汉代小说中，至少有一半是出自方士之手，其大旨为谈方术。据班固在各家之下所加注文及排列顺序，可明显定为汉代人所作的共有六家。其中《封禅方说》当然是谈方术之作，班固注明作于“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也产生在武帝时，唐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指出饶乃“齐人也”，“武帝时待诏”。齐国正是方士的出产地，而所谓“心术”云云，自不出“医巫厌祝”之类。也就是说，这同样是一部方士所作的方术书。《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书，汉末应劭在注中已有清楚说明：“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可证为方术书无疑。再加上《虞初周说》，六家中就有四家明显与方士、方术沾亲带故。若从篇数而言，这六家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三篇，上述四家便占了九百八十七篇，为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九。可见，班固著录的汉代小说中，与方土、方术有关的占了绝大多数当然，从目前已知的为后世公认为汉代小说作品来看，并不都是出自方士之手，但也大多与方士、方术有着千丝万袋的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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