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是清代帝王出行时的标配，这样做不仅凸显了皇家的特权与威风，而在此举的背后则是由于当时城市街道的肮脏。
在明清两代，南方大型城市如南京等地多采用石板筑路，而在北方广大地区，则多是夯土筑路，甚至于北京这座皇城也只有正阳门外大街、西直门到圆明园等皇帝经常出行的道路才有不惜工本的石板路，其他地区则多是土路。
文人眼中的道路环境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有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其中多粪壌，泥溅腰腹···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沈德符以南京、开封、北京三地的比较，含蓄的说明了北京环境之差。
这样的情况从明代一直持续到清末，在老舍先生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关于北京城道路环境的描述就有“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城的道路一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又有“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这样的描写也与明人“燕市戴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相呼应。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内街道环境如此之差，“恰似香炉”的模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除了当时北京城外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多的是城内街道建设的原因。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夏仁虎先生在《旧京琐记》中记载：“北京城市在未修马路之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
为什么会在道路中间有这样一条高出平地三四尺额甬道呢？这就是清代皇帝出行时“黄土垫道”留下的遗迹，在每次皇帝出行都要黄土垫道，用完之后，百姓就在黄土上面倾倒炉灰杂物，久而久之就在街道中央形成了这样一条“路上之路”，不仅横亘于长街，而且也是一座流动的“香炉”。
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公共卫生条件较低，城市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也差，当时的人们“便溺多在路途”，甚至地处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就多有人在此随意便溺，但是主人家受到堪舆迷信之说，认为这是“百鸟朝凤”之地，最是兴旺，不以为忤。
官僚眼中的道路环境
当然在老舍和夏仁虎这些大师的眼中，他们所见到北京城底层道路环境较差，那么在上层士大夫的眼中北京城的道路交通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翁同龢日记》中就多次记载北京城“黄沙涨天”“黄沙塞天”“黄埃蔽天”的记载。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翁同龢对于北京这样“黄埃散漫”的天气是非常不适应的。而他和同僚们，最痛苦的还不是这道路上的漫天黄沙，而是下雨。如同老舍先生所说“炉灰三尺”再经过雨水的“滋润”，行人车马的搅拌，北京城，真真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此时需要出行的官员们面临的是“水深处深及马腹”“泥深处几三尺”“九衢泥淖”的局面。
即使遇到这样的天气和环境，翁同龢和同僚们也还要在道路两旁向老佛爷和皇帝行跪拜礼。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翁同龢与其他大臣共同得到了太后赏赐的扇子和衣料，按照规矩要向太后谢恩。于是翁同龢与礼部尚书崇礼、兵部尚书敬信等人在西苑蕉园门口等待太后驾临，以便当面谢恩。可惜天公不作美，当日黑云如盖，倾盆大雨，翁同龢一行人只得在“道旁泥中西向排班扣头”跪谢天恩，按理来说西苑是皇家园林，道路环境应当较好，可一班国之干城只能跪在泥泞中，足以从侧面证明当时北京城道路状况堪忧。
作为当权者，官僚们没有想过对京城这个首善之地的道路环境进行治理吗？当然想过！无论是皇帝还是有抱负的官员都有整饬北京道路环境的想法。
乾隆年间国力强盛，皇帝发拨专款用于改善京城道路，将土路改为石板路“以肃观瞻、以便行人”，但这样的工程需要时时维护，所以到了晚清时期，国力衰弱，经济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道路缺乏管理，又重新变回了“香灰路”。
更为可恨的是，很多下层胥吏会借助道路翻修和改建的机会勒索商户。清代规定京城每年春天由管理沟渠河道大臣会同巡城御史主导开地沟、通地气的工程，即把各个街道的地沟进行清理疏通。经是好经，就怕下面的“和尚”念歪了，很多差役故意在大商铺门前开掘地沟，借以勒索商家。光绪初年工部司员提议街道两旁商家集资翻修京城道路，反被该部右侍郎潘祖荫阻拦，说你现在这样做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继任者以此为借口敲诈勒索百姓就成了祸事，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于是土路多、垃圾多、粪便多依旧是北京城道路的常态。
外国人眼中的道路环境提到中外城市道路环境的对比，往往会有人拿唐宋时期的整齐划一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脏乱差做对比，但是到了晚清之后，北京道路环境的恶劣让外国人都非常的诧异。一位意大利的外交官对于晚清时期北京的的道路情况就感到很吃惊：“大街至少有40米宽，大街的正中、比其他部分高至少1米之处才是真正的马路，路宽约20米，积有厚约半米的黄土，马车的轮子和行人的脚步淹没其中，就像走在海边的沙滩上”。
不仅是土路的问题，外国人也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