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邓安庆
原载《文景》年第5期
“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只要不回心转意于上帝，他们还是枉费心机。”
《圣经》中的这段话，无疑最真实地反映了啃过《精神现象学》这块“硬骨头”的人的体会。这部黑格尔的成名作出版于年，至今整整年了，可以说读懂它的人还真不太多。但大凡看见了点什么，听到了点什么，领悟到了什么的人，不仅受惠无穷，而且卓尔不凡：马克思通过这部书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克尔凯廓尔、萨特、海德格尔、布洛赫成为引领新时代的哲学家。
当然，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固然涉及到我们对黑格尔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但这种把握从来就很难达成一致。如果我们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哲学所实现的范式转变这一角度入手，可能就有利于理解这一晦涩拗口的哲学精神了。
从前哲学或者为宇宙、人生寻找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石”，或者为科学知识奠定“第一基础”，但到了黑格尔这里，哲学已经放弃了“奠基”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工作，而致力于对“时代精神”的诊治和引领。把“时代精神”提升为哲学的核心，这是一个必须归功于《精神现象学》的全新的哲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我们当然还可以像80年代那样，说它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等等，但实际上，这样的哲学严格说来既不再是本体论，也不再是认识论，而是对有生命力的精神的呵护和培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把哲学美其名曰“时代精神的精华”。
之所以不再是“本体论”，是因为它不再需要对世界的第一基础进行“奠基”，不再需要先把旧有的形而上学大厦“摧毁”，为新的大厦清理出“地盘”，然后在这个新的基地之上再建构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大厦；不再是认识论，因为认识论的物件是科学知识的基础、判准、构成等问题，而“精神现象”，只有部分地出于科学，大部分可以不在“科学”的范围内获得理解和把握。精神哲学需要的是“现象学”，要现象学地“回到实事本身”，回到“精神本身”的“自我显现”。精神的“种子”早已遍撒大地，无论在何种土地上，它都会生根开花。但花开花落，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万世芬芳，只有自我显现的，在历经风雨冰霜后依然陡峭怒放的花朵，才是有生命力的花朵。哲学所从事的“护花使者”的重任，就在于对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诊断，防止它被“身外”的病菌所感染、从而枯萎、腐化和堕落乃至死亡，并把时代的精神提升到精神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去，与其一同开放。
所以，“时代精神”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它早已“扎根”在传统中，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中，在我们的“意识”、“知识”、“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等话语中，甚至在种种潜意识、前科学乃至“伪科学”的东西中都有它的“踪迹”和“倒影”。因此，哲学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去创造某种“全新的精神”，而是我们的思想如何返回到精神自身的生命中，使“表像”在种种“意识”和“无意识”形态中的“不自觉的”精神获得自身的自觉，获得对时代脉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获得自身的健康生命力。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整个工作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工作”，即把基督教的启示信仰精神转换为启蒙理性精神。整个启蒙运动可以说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但是，这一工作总是在遭遇失败的痛楚。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世俗化运动导致了精神的外在放逐和异化：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上，启蒙就是“理智的培育和把理智运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物件上”（《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第16页），但糟糕的是，它一经被吸引到各种外界的趣味物件上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黑格尔简直是在惊呼：“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向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种太忙碌于外界时务的“世界精神”导致了“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意志的空疏浅薄”，它使得“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而且“正是这种无知，这种浅薄空疏都被宣称为最优秀的，是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结果”（黑格尔《小逻辑》柏林大学开讲辞，商务版，30－31，下面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哪里是在批评德国的风尚，简直就是对我们时下文化生活的写照！
另一方面，更加糟糕的是启蒙的世俗化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堕落。哲学原来曾被称为科学的女王，是真理知识的证成者，是理性的世界法官，颁布宇宙社会的法度，裁定人间的是非曲直。但精神一旦为低俗浅薄的意见所占据，“哲学的实质也已败坏了，消失了，以致连对于它的记忆和预感一点儿也都没有存留了。”（33）这实际上就是说，当哲学在为鸡零狗碎的功利生活忙碌时，高尚的精神无法从哲学得到辩护，但人类的心灵不可能不需要高尚精神的滋养，那么，哪里去寻求高尚精神的养料呢？这时，人们只有重新想到了宗教。在黑格尔哲学之前，“精神”这个概念一直只存在于基督教中，但它不是表征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作为“圣灵”（GeistGottes），作为最神圣的上帝的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存在。但问题是，基督教的精神本身在启蒙运动的批判之下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失去了生命力，哲学的堕落又使得宗教失去了拯救精神的力量。因为“高尚的精神必须留在宗教里，但宗教却必须留在情感、信仰和预感里，理性和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于是“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但不久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的兴趣。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物件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于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34）
在此情形下，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恢复对于理性的信心，要让哲学达到对自身能力和使命的自觉，它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35）。只有让事物回归于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事物才能取得自身的实际存在。而只有这种存在才是真正自由的存在，只有在这种真正的自由存在中开辟出来的“世界”，才是精神的高尚世界。人类的历史、法律、道德和伦理无非就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精神的自由世界。
既然这样的“精神”已经迷失在“宗教”里，而启蒙的世俗化又是使哲学迷失自身使命的罪魁祸首，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努力就在于：一方面把启蒙陷入外在反思的理智（知性）收回内心，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