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陶渊明与红楼梦简说古代小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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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论题。陶渊明是理解或阐释《红楼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至今仍然有广阔的话题空间。这一话题不仅有助于拓展《红楼梦》研究的新视野,而且有助于拓展红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清石湾蓝釉陶渊明赏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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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炳圭在《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一文中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的观点,促使古典文学研究更有活力与生气。陶渊明研究也不例外,—年间出现的多篇陶渊明研究论文中,采用接受美学观点的论文就超过篇,这足以证明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性。……其实,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何评价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作品本身如何接受陶渊明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论题。……关于《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早已有所认识,如高淮生《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红楼梦学刊》年第2辑)等论文就是其中代表[1]。崔炳圭注意到了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性,并由此提出研究《红楼梦》如何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这一论题的学术价值,笔者颇有同感。众所周知,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以李剑锋的成果最为丰硕,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于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此后,李剑锋陆续完成了《辽金元明清陶渊明接受史》、《陶渊明接受通史》等著述,这些拓新性研究成果无疑是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成功运用。《陶渊明接受通史》正如张可礼在《陶渊明接受史》一文中所说:《陶渊明接受通史》“不仅为读者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思考和认识陶渊明,也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些启示。”[2]显而易见,《陶渊明接受通史》同样也为研究《红楼梦》如何接受陶渊明的话题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笔者注意到,崔炳圭《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一文特别提到了笔者十多年前发表于《红楼梦学刊》上的《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一文。该文试图对《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一番尝试性探究,并取得了如下认识:陶潜、阮籍、嵇康均为魏晋名士,他们的个性品格与精神风范、思想情感与认知方式、乃至悲患与风流,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见到明显的印迹。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1、“质性自然”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2、超时世的苦闷与悲哀;3、“达观”的胸襟与态度。曹雪芹像阮籍、嵇康、陶渊明一样,不仅以自己出色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优秀范本,标示着生命个体所独有的审美风范,并且也为后世提供了独具鲜明特色的人格范型。[3]《名家与红楼梦研究》,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版。笔者以为,《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一文所提出的陶渊明“人格范型说”以及曹雪芹与陶渊明“三个方面联系说”至今仍有启示意义。崔炳圭认为:《红楼梦》里反映的陶渊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林黛玉的菊花诗与贾宝玉的思想上,而且《红楼梦》的主体意识、人物品评、登场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及作者本身的脱俗与反俗精神,都与陶渊明的脱俗精神很有关系。此外,作为‘情书’的《红楼梦》,其中的真情与痴情意识都与重视淳朴及真实的陶渊明的为人与作品息息相关,而以大观园为背景的《红楼梦》的脱俗隐逸思想,非常类似于追求桃花源理想世界的陶渊明的思想。不仅如此,反映《红楼梦》作者审美的人生态度的非功利的创作态度,也来源于陶渊明所代表的魏晋文人不求功利、自娱自适的创作态度。[4]崔炳圭的以上思考显然是有启示意义的,即陶渊明是理解或阐释《红楼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可以言说的话题远没有说完,即便那些被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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