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大多都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背景，只是越到后期这种背景越模糊了，这种变化同他对现实与历史的观察和思考是分不开的。所有描写历史的小说，都是在描写“已然的存在”，这是小说叙述的本性。表面上，时间作为矢量是不可回溯的，而实际上，人类的经验恰恰是以过去的历史为参照，以空间片段重组时间，叙述最重要的时间特征正是回溯。因此，“叙述现在”总是滞后于“被叙述现在”，因此，历史也可以被称为“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小说。
作为话语的历史叙述，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真实，只有相对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只能努力靠近历史真实本身，但却无法到达。唯其如此，“历史”才存在着不断被重写的可能性，而金庸则借助一套自己熟稔的武侠话语对历史进行了一番独特的书写，他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历史小说的文学虚构与民间性。因此，在金庸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迥异于史官文化和经验世界的别一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虚与实、历史与未来、过去与现打通了界线，我们有时甚至很难分辨出他书中所写的到底是江湖世界还是现实社会，在他的书中颠覆了官修史书的历史真实，凸显了历史是欲望的历史。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大量的借助具体的历史背景来展开文本叙事的小说存在，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小说要体现其艺术性的动人之处就必须用小说家的理智穿透历史的迷雾，在历史的真实中凸显艺术的真实。历史的迷雾使得小说的动人有了很大的创造空间，武侠小说更是这样。就文化意识积淀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儒、道、法三位一体的文化意识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及由此生成的文化意识代表了中国上流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潮，其中以儒家文化作为主体，道家与法家思想则作为裨补。但在中国民间，除开儒家思想的深层影响之外，墨家文化则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小生产者和农民社会理想的一种概括，而这即成了武侠小说于民间的滋生土壤及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金庸小说中，历史文化意识的融入和强化不仅体现在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儒家思想意识与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融合统一，更显著的，还体现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上，乃是道家文化精义的融汇与形式再生成。融合与强化的结果，一方面使正面的大侠形象更丰满，内蕴更丰富，如陈家洛、郭靖、袁承志、陈近南等。另一方面，有的侠客其行为以自我为中心任性而为，率性而作，大多根本不顾及传统习俗与社会舆论，在感情和行为上偏听偏好走极端，不以礼法为意，如杨过与小龙女，令孤冲与任盈盈，韦小宝等。金庸小说中，后一类人物形象由于更多“反叛素”的注入，因而其形象更具有锋芒，予人印象更为鲜明深刻。也因这种融合与强化，新派的侠的性格更富于开拓，更重功利言行，更凭借武功以获得正义，更具有深广的社会意蕴。
金庸一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除《越女剑》这一短篇外，历史背景都在宋及宋后。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就有深层的描述：认为周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在那时已经定型了。事实上，周朝仍属于奴隶社会，但是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正是家族。所以，虽然正统的封建王朝到秦朝才正式建立，但它的基础——家族主义，在周初便已成型。与家族主义相反的，便是民族主义。很明显，我们常说的“孝”，是家族主义的产物；“忠”，则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我们常说的“忠孝不能两全”，由此看来，实乃必然。在宋之前，历代封建王朝只是一再地重复兴起——繁荣——衰亡。整个国家、民族的问题基本上只是在内部发生，在家族主义的维持下，继续向前发展。这期间虽也偶有异族之入侵，然而皆轻易被击退，甚或入侵之异族主动学习中华的文化，习俗。
民族主义的发芽，正是从宋朝开始，宋朝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中是十分特异的一个。这最大的特异之处就是它的软弱。唐朝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强大的国家，科技文明遥遥领先，进入宋朝，发展的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然是在朝前发展的。与此同时，封建王朝的家族主义也发展到了顶峰，于是，在繁荣的表象掩盖下，内部散漫，本身力量开始互相抵消。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持续的强大异族的入侵，朝廷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的只有软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乘机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宋朝会产生那么多如岳飞般的民族英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而金庸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射雕英雄传》，其历史背景就在宋朝。
金庸自己曾不止一次的说他后期的几部小说要比《射雕英雄传》有所进步，然而在当今的普通读者中也好，文化讨论界也好，都给予了《射雕》一书前所未有的礼遇。这种现象体现了值得深思的一些东西，比如在《射雕》的《后记》中，金庸指出书中所要写的英雄并不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而是平民郭靖。其实这一点大多数读者都可以看出来，而金庸却在《后记》中特意强调一番，不难看出其深意。在《神雕侠侣》中关于郭靖的再描述，金庸是在把郭靖塑造成一个武侠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民族英雄。事实上，金庸在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中就有这样的倾向，在小说并没有达到这一预期目的后，他在小说的《后记》中说该书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在后来他修订该书的时候甚至专门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附在后面。有人总结指出，金庸小说的故事大多是在朝代更替的社会混乱中展开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朝代更替的大体背景——都在宋及宋以后，或是注意到了，而没有探究下去 。
文学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我们来看看小说的创作背景，比如《射雕》一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十年，自身还相当的落后，而国际上的形势，也十分的严峻。当民族危难之际，每个人都有起来抗争的义务，何况为民众思想之唤醒者文人作家。这样思考，就不难理解在金庸后期的几部小说较之《射雕》能得到更高的礼遇。历史大环境中生发的民族大义，便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比如对《天龙八部》一书，就有人认为是宣扬佛家思想的，而另外的人则不以为然。其实，把金庸的小说按时间先后顺序细细分析一二，从连续的变化中当可以看出更多东西来。
金庸的后期作品，除《越女剑》外，历史背景也都在宋及宋后，但是不能以民族大义这一主题来概述。其实关于主题问题，金庸把自身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思考投射到小说主要人物身上，来体现他的文化追求。这些人物既是金庸思想和文化情怀的释放，更是其对历史和民族大义的深层把握。
金庸小说中对韦小宝的塑造就体现了这一点。韦小宝是成长在一个三教九流聚集、社会关系复杂的妓院，从而形成他尖酸刁滑，胆大蛮横、风流多情、厚脸脆弱的性格特点。这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环境塑造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反映生活环境，小说叙事手法中的人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应作如是观。韦小宝算不上天资聪颖，但却极具智慧。因其出生下贱，所以经常成为大家蔑视的对象，有时甚至遭到别人恶意攻击。生计事大，生存是一等大事，在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韦小宝会自然而然先露出自己油滑、刁钻、凶狠的一面。而这些性格和行为，也孕育了韦小宝的智慧。以这些多元而复杂的性格来应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可以说这就是韦小宝性格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才让我们看到了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魅力，作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千千万万的人物形象之一，韦小宝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
金庸小说的高妙之处还在于，除了写韦小宝卑劣的一面，还写出了他忠君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赤肝忠胆、忠诚守信、有情有义、知恩图报。这四种品行始终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也是儒家克己复礼的行为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教化，韦小宝做到了；与朋友交而有信，韦小宝也做到了；虽然，韦小宝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但却在日常行为中实践着儒家文化的精髓：懂得权衡利弊，看事物的两端。关键时刻，舍小我换大我。如当康熙要准备消除聚集在自己家的天地会朋友时，韦小宝得到消息后，万分焦急，与此同时康熙又让人把韦小宝监控起来。韦小宝的正面形象主要表现在此时，他乘焚烧假太后尸体的空档给陶红英留下信息。但又怕陶红英不能及时看到、传达，情急之时，“顾全大局”，毅然将作为拜把子兄弟的多隆杀死，然后匆匆逃脱去给天地会兄弟报信，从而使天地会的众多兄弟逃过了一劫，其中包括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从中可见韦小宝钟情、忠义、机智的一个方面。此外，韦小宝还在当朝天子康熙、社会民间宗教组织天地会、神龙教、以及偏安一隅、伺机策反的台湾郑氏集团、崇祯皇帝后人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机警周旋，这既有识时务者的睿智一面，也有卑贱者的顽劣一面。这就是他在皇帝其它政治势力中出入自如，游刃有余的原因。这里面，岂能用一个“义”解释完全。用康熙给韦小宝的“脚踏两只船”或许更为恰当。韦小宝脚踏几只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见风使陀，给自己的生存发展留一条后路。这对于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作为精神的人类存在于情于理都是相违背的。
韦小宝成长的特殊文化背景与他的“忠义”精神始终是相互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才彰显出立体、多面、多元的韦小宝。首先，韦小宝的“忠义”是以个人生存权为出发点的，具有鲜明的利己主义色彩。例如他身兼重任而与公主苟且，这是私欲下的失职；效力于皇帝，却周旋于在野政治势力，这是不忠。这种精神矛盾的不可调和就是韦小宝的最终结局。韦小宝没有接受顾炎武等人实施“反清复明”的计划，也没有接受康熙帝委以的大任，去平息以“反清复明”的势力。在这两难选择面前，他选择了隐居自保的人生道路。因为韦小宝明白不管选择哪一条路都与自己的利己主义不合，退而求其次，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韦小宝的性格的形成就是在他的成长环境中层积的。也可以说是在三教九流的交往、应对中逐步造就的。其凶狠的一面就是，杀人不眨眼，是一种随心所欲、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韦小宝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是防卫性的，这与他在丽春院形成防卫性性格吻合。他不是一个主动杀人的丧心病狂者，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有了杀人的动机，这时的他不讲求手段的卑劣与正当，只求结果。韦小宝杀人还有三个原则，一不杀女子，尤其是哪些倾城倾国的女子，即使受到她们的恶意羞辱或至极伤害，他也不会恼羞成怒的杀人。陈圆圆的女儿阿珂是一个率性、多情而又不易接触的烈女子，韦小宝多次差点丧生于其剑下，可是，逢凶化吉的韦小宝不但不将其认为是仇敌，相反却表现出惜香怜玉的侠骨柔情，最后反而赢得了阿珂的感情，结为夫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韦小宝往往表现得更加强烈一点。然而，韦小宝往往将杀人的心态表现得很是无所谓，草芥人命却视而不见。
综上可见，韦小宝的性格是复杂的，对他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事件的层面，还要在具体的环境中，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把握。金庸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通过韦小宝的口对韦小宝性格作了简要而准确的概括：“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完的谜一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