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武侠小说，对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
熟悉或说接触过武侠小说及其影视改编作品的话，大概都知道其中总会被不时提到的两个字——苗疆。
苗疆啥啥独门武功、苗疆啥啥看家绝技、苗疆用毒秘笈……还有，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苗疆万蛊毒。
在武侠小说的语境中，苗疆，是神秘而蛮荒的；苗疆的一切，都是陌生而神奇的；苗疆，通常是最好与其搞好关系而轻易不要对立的牛x集群、狠角色。
苗疆哪儿？
或者说，武侠小说里的“苗疆”，指的是什么地方？
（一）苗疆≠苗族聚居地
记得，跟友人闲聊时，说起“苗疆”在哪儿的话题。一友人脱口而出道：“就是苗族聚居地吧。”我于是追问：“苗族聚居地在哪儿？”哑火。
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武侠小说里形容的“苗疆”，确指某个或某些地方，也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
而且，仅就“苗族聚居地”而言，今天跟共和国成立以前，也是有所不同的；更别说对比武侠小说幻化的“古代”了。
不同源自两方面：
第一是根本性的——苗族的定义，也就是苗族指什么、指谁？指向或说定义不同，聚居地也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是地域性的——无论怎样定义，苗族作为一个民族，其所定居、聚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也是有调整和改变的。及至今天，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少数民族”当中，属于“多地聚居”的“较大者”。即：苗族从人口来讲，属于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且聚居地并不似其他“大小”可比的少数民族那样相对集中。
今天来说，苗族在湖南、贵州、四川都有聚居地，甚至在云南、湖北的一些地方，也有苗族。他们在本民族内部，有着不同的、或许牵连紧密也或许牵连不怎么紧密的分支，彼此的聚居地并不都“接壤”，甚至有的还相距遥远。
很显然，这些未必接壤甚至可能相距遥远的区域，不能套概念地被认作是“苗疆”。
（二）“苗”之含义及演变
说“苗疆”，先得说“苗”。
如同上面讲的苗疆不能跟苗族聚居地画等号一样，“苗”作为对种群的称谓，其含义，也不同于今天说的“苗族”。
我国古代，尤其上古至中古（夏商至隋唐），中心政权直接管理的区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以“中原”和“关中”为核心。所谓中原，往大里说，概指以今河南省及周边的河北中部南部、安徽西部北部、山东中西部、湖北长江汉江以北地区，往小里说，就指河南省大部（南部除外）；而所谓“关中”，指的是对应“中原”的“河西”部分，即今陕西省秦岭以北、黄土高原以南的平原、类平原区域。
由“中原”、“关中”构成的中心地带以外，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管理模式不同，但对相对边缘的当时的少数民族（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汉化”、融合，今天已属汉族），却有着相对“稳定”的防备和带有轻蔑、歧视色彩的称谓。
上古时期（商周）在称谓上，是说“东夷、西翟、南蛮、北胡”。即中心地带以东（多涉及沿海地区）称“夷”；以西称“翟”（又作“狄”或“戎”）；以南称“蛮”或“苗”；以北称“胡”。其中北、西两个方向上，称谓常混用，而对于南面，叫法相对固定；东南地区，因处在“夷”和“蛮”交界，也称“蛮夷”。
有说法称，“蛮”和“苗”，在古字里“相通”，在称谓族群时可互为替代。要是这说法靠谱，那就可以认为，“苗”和“蛮”相近，是对中心地带（称“中原”、“中国”）以南的少数族群的通称。如果把这个定义之下的“苗人”作为祖先，衍变至今，应该囊括了包括汉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南、东南、西南的民族。
在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两汉、魏晋），中原集权衰落，加上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汉族南迁（南朝）等多重原因，中原文化向南传播，很多曾经的“化外之地”，逐渐与南迁的汉族融合、共生；也有些汲取了中原文化，自我强大；广大的南方区域，出现了新的族群分化，开始有了相对“教化”的“苗”、“冥顽不化”的“苗蛮”、“百夷”、“百越”。地域上，“苗”更多是在汉族统治区域边缘相对平坦、富足地方；“苗蛮”则主要生活在相同或相近区域中崇山峻岭、艰险贫瘠之地；“百夷”主要指今云南省靠近贵州四川的部分和广西临云南部分；“百越”则指今“两广”大部和闽南地区。
中古繁盛期（唐宋），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的转型期，中心政权的管理范围扩大，人文影响深远，曾经跟汉族“共生”的“教化的苗”，几乎完全融入；而同时，曾经的“苗蛮”，则迫于生存压力，或“向心”地靠拢被汉族“同化”的本族，或与“百夷”、“百越”竞争、共生，形成今天西南中南少数民族集群的前身。
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苗蛮”，还是比更“化外”的“百越”、“百夷”们，多受了些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有限的）先进性，故而在竞争中显示强势，在共生中占据主流。武侠小说所主要涉及的年代，大约最早始于这个阶段。
随着历史发展，到近古（元明清），聚居于交通阻隔严重地域的“苗蛮”，又分化成诸多族群；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苗族的前身，也有相当一部分形成了另外的民族。提到“苗疆”的武侠小说所涉及的年代，通常比较晚的，便指向这个时期。
（三）“苗疆”的概念性定义
所谓“苗疆”，在武侠小说的语境中，可以有三种理解：
1、概指有“苗”、“苗蛮”聚居的所有区域；大致可对应理解为今浙江省南部内陆地区、江西省中北部地区、湖北省南部、湖南省大部、贵州省大部、四川省东中部、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贵州四川相近地带。
2、指“苗蛮”聚居的主要区域，大致可对应理解为湖南、湖北南部、贵州及与之相邻的四川、广西、云南这些地域中的险峻山区。
3、由武侠小说“讲故事”的角度，也可以理解成是长江、汉江以南偏远山区中的崇尚巫鬼文化的族群的聚居地。
笔者认为，从武侠小说论，上述“3”，是更趋于“准确”的定义式描述。亦即：苗疆不苗疆的，地域详由尚属其次，关键特征是崇尚巫鬼。
巫鬼到巫蛊，一步之遥！
巫鬼文化，曾经是主流文化，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衍生而来，始于夏商之交（约公元前十七到十六世纪），也有说始于商朝早期（公元前十六世纪），在商朝中晚期（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达到鼎盛，商朝末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走向没落。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便是巫鬼文化时期占卜的产物。
之前，笔者曾撰文述及，人类的意识崇拜，从最古老的自然崇拜衍变到自然象征崇拜和“平级”的图腾崇拜，再就出现了异向的分化，呈现出巫鬼崇拜和象征图腾崇拜两种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是趋于自然的早期崇拜的抽象化，但巫鬼崇拜抽象化程度更高，多生发于经济和军事相对发达、规模较大、在局部处于主流地位的国家、部族。
由于巫鬼崇拜及其衍生出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巫鬼文化的高度神秘、抽象，以及崇尚巫鬼、盛行巫鬼文化的国家、部族的“帝国”式的扩张意识和相应行动，巫鬼崇拜和巫鬼文化，在“帝国”式的国家发展进程中，越来越融合于武力扩张和高压统治，显现前所未有的暴虐、血腥、虚无，走向腐朽没落、激发严重抵触甚至反抗，盛极而衰，很难看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之后，人类的精神崇拜，在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的废墟上，呈现出三种走向——与哲学思辨相关的成熟的神话体系（如古希腊）、具有哲学性的宗教（如佛教、犹太教）、建立在具有一定唯物属性的道德体系基础之上的高度抽象化象征（如我国周朝）。前二者，因为很大程度继承了巫鬼崇拜的“神主”本质，历史地看，对巫鬼崇拜及其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融合力；而以我国西周王朝为最主要代表（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例）的道德体系，具有明显的“人主”色彩，因而严重排斥巫鬼文化，结果呈现两个极端——大面上，很是“肃清”，不留遗患；另一方面，非主流的少数“残余”，则趋于顽固的保守。而这种顽固的保守，在我们国家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下，获得了独特的存在空间。
相传“苗疆”的“巫术”和至今仍在我国北方一些地方存在的“萨满”，都源于巫鬼崇拜，但都并不就是曾经的巫鬼文化，而是因由着生存和人文环境的变化而经历了漫长演变。
具体到以中南和西南地区险峻而闭塞的大山为“基地”的“苗疆”，传统的巫鬼文化，逐渐呈现适应环境的演变。比如：带入、融汇所聚居区域的特别物候（穷山恶水）、动植物及微生物特征（毒虫瘴气）等元素。而武侠小说有关“苗疆”的描述，多与文化“相异”及其产物相关；其中尤其多涉“毒”、“蛊”等“生物武器”和东南亚称“降”、“降头”的“噬”、“禁”等巫术。
所以，武侠小说讲的“苗疆”，其重要特征，该是崇尚巫鬼。
所以，有些武侠小说里说到“苗疆”，还“阿弥陀佛”着，肯定不靠谱。
（四）武侠小说关于苗疆的描述是否有依据？
如前述及，武侠小说讲到“苗疆”，主要涉及“生物毒素”及其使用，和，巫术。
当然，也多半会提及跟生物毒素、巫术或许相关或许不那么相关的独特武功。
关于“武功”，武侠小说讲的，不管是“苗疆”的还是哪儿的，都跟现实基本没关系。简单说，绝大多数的“武功”，都是瞎编。不同只在于，编的是否靠谱。
拿公认的武侠小说“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来说。
金庸，无可争议的“王者”，小说作品中涉及“苗疆”的人物、情节最多。作家本身是比较纯粹的书生，懂一些中医，可以认为完全不懂武术；作品中讲到的武功，基本都不靠谱；但强在想象力超级强，对于苗疆武功没多少特别渲染，主要讲苗疆的“毒”、“蛊”，倒很有“说到点子上”的意思。
古龙，很多人说他并不是纯粹的武侠小说家，而更是借了武侠“壳”的侦探和言情小说家。写的故事惊险玄妙、荡气回肠，但对于喜欢看“武功”的读者，却不“招人爱”。他的小说里，几乎所有的“过招”，都是“瞬间”看不清的“完成”。而其实，这种近乎“抽象”、“剪影式”描述，反倒最接近实际的情形。关于苗疆及其特色，在其小说作品里的描述，玄且神，基本是信手拈来、不加纠结，几乎等于把“苗疆”当成承载玄奇的大筐。
梁羽生，属于比较老派的武侠小说作家，无论写苗疆还是哪儿，相比前面二位，特别相比古龙，显得比较中规中矩；涉及更多的也是“蛊术”、“用毒”，而不怎么碰“巫术”；几乎所有“苗疆”的独特武功，都与“用毒”有关。说没依据，刻薄了点儿；但说多有依据，也算不上。
温瑞安，本身是武术家，又是东南亚华裔，听起来跟“苗”的“人事关系”，比前面三位都近些，但其实人家究竟祖居何方，笔者并不确知。不过，他生长在有“降头术”的国家（马来西亚），或许对“巫术”多一些了解，小说故事涉及到时，或许多少含了些照葫芦画瓢的。作为“外国人”，他对“苗疆”的地域，或许未必很了解；但作为武术家，他小说作品里涉及“武功”的部分，剥离掉文学式的夸张，并克服他有时稍嫌拖沓的文风，之后，细品起来，该是比较到位的。至于苗疆的武功，也许，在他的理解中，会很接近东南亚的武术（比如泰拳）；虽在作品中涉及不多（或也由于笔者阅读有限而没有发现很多），但涉及到时，总觉得有泰拳的影子。靠谱不靠谱，只能大概模糊地认为，可以想象。
无论他们谁，都肯定没在“苗疆”生活过。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生活时代，早就没有了“苗疆”的概念。所以，在他们作品中对“苗疆”的“地方”描述，很少。这也是小说家的聪明——了解的就浓墨重彩，不了解的就一笔带过。
那些很少的描述，作为同样也不了解的后生，笔者曾经路过过有可能曾经是“苗疆”的地方，白驹过隙的印象对比想来，觉得多多少少，还算有点儿依据。但更多的，其实对于小说作家而言也是更要紧的，是源于“印象”的、文学式的想象力。
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著有《管得着吗你》《红月亮》《武王伐纣》《深水爆破》等多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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