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以死明志”的思想特征在，历史上因此有不少以死明志的名人，如屈原、聂政、张自忠、文天祥，“以死明志”的思想特征又催生出了“拔剑自刎”的人物行为，如石奢、项羽、豫让、朱友贞，很多人不能理解“以死明志”的逻辑，也无法理解“拔剑自刎”的选择，而这其实与古人骨子里信奉的“气节”有关。
气节是指一个人的志气和节操，它一般是人内心坚持的信念，是一种正义之感，它是恢弘大气的，是磅礴震撼的，所以它往往和“死”有关，最极致的喜悦下，气节让人“朝闻道，夕死可矣”，最灰暗的环境中，气节则会让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以会有古人以拔剑自刎明志。
当然以拔剑自刎明志的行为，并不是名人“专利”，事实上名人以自刎明志而更“名”，芥子自刎明志而留“名”，不是名人自刎明志成就了自刎明志这一壮举背后的正面意义，而是自刎明志的芥子获得了这一壮举下人格上的巨大升华，比如说在不少史料中，虽以伍子胥为主角，但渔夫一刎令其光芒更盛伍子胥。
伍子胥生于公元年的春秋吴国，彼时他的父亲伍奢作为太子太傅，因此受到了费无忌的“恨屋及乌”，费无忌对楚平王说要杀掉伍奢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会成为楚国的祸害，然后伍奢根据两个儿子的性格和楚平王打赌：要是两个都来就不杀伍奢，要是只来了其中一个就杀掉伍奢。最后伍子胥没去，他成了孤儿。
孤儿伍子胥到处流亡，这些年做过不少事情，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份报仇的私心，于是投靠了在宋国的太子建，并且与晋国大夫中行寅合作，只是合作到一半失败，不得不改投吴国，这一路基本上都是靠两条腿走和跑，好不容易出了昭关，又遇上了一条大江，于是那位值得一提的老渔夫就出场了。
“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就是说刚好有一位老渔夫撑船过来，知道伍子胥着急，于是渡他到了对岸，到了岸上伍子胥将佩剑解下，递给老渔夫：“此剑直百金，以与父。”不过老渔夫并没有接受，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贪图这剑才渡他过江，如果贪污金钱的话，完全可以将他抓往楚国，毕竟悬赏金额更高。
其实《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并未言及之后的事，但东汉赵晔撰的杂史《吴越春秋》补充了细节，就是在老渔夫拒绝佩剑之后，对伍子胥说快走，不要停留，不然会被楚国抓获，然后伍子胥问及他的姓名，老渔夫没说，只说：“富贵莫相忘也。”伍子胥答应了，准备离去的时候要求渔夫将他之前吃饭的东西掩藏，老渔夫也答应了。
结果伍子胥走了几步回头之后，就看到渔夫已死，只是《吴越春秋》这里渔夫的死是“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但在各类评书、小说中的再创造，都是老渔夫看伍子胥害怕他将去向告知楚国官兵，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志向，于是在船上的时候劈手夺过伍子胥的佩剑，随后铿锵拔剑自刎，水面咕噜几声飘出红血，一切都成了死人的秘密。
从伍子胥和渔夫之间的细节补充，以及渔夫下落的细节补充中不难看出，古人确实对“以拔剑自刎明志”具有极高的认同感，也符合古人创作过程中对于“死亡的悲壮”之审美取向，总之相比较于《史记》《吴越春秋》中的渔夫，经过再创造后拔剑自刎的渔夫，不仅成就了自己，也间接无限证明了伍子胥成大事的可能性。
而伍子胥其人，他将楚王鞭尸，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大业，司马迁因此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但是他一生忍辱负重，智勇双全，也有卓著功勋，却不料遭奸臣陷害，公元年被夫差赐死，死前他说：“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然后拔剑自刎，所以司马迁又曰：“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拔剑自刎以明志确然是古人气节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