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子
这次活动准备得比较仓促，感谢诸位在假期里来参加。想必到场的各位都是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人，故而我也没做太多的功课，比较自然随意地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素来不太喜欢做专门的讲座，觉得事先定好框架，限定话题，采用一些幽默、博学的阐述方式博得听众欢迎，实际上是无法深入讨论的。这种讲座形式，往往是“话术的胜利”，而不是“真理的胜利”，意义不大。听众似乎获得了什么，而实际上所获甚少。
我讲的时候，大家可以随时打断，提出问题，提出异议，但是希望不要辩论，因为时间有限，亮出观点来就可以了。
一、要破除对历史小说的偏见
因为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曾经特别火，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历史小说就是二月河小说。而且，有人认定二月河小说就是“鼓吹皇权”“为帝王将相唱赞歌”“奴才文学”等等。这种简单化地给一部作品、一种小说门类贴标签的方法，我不取。
我也不赞同影射历史，而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但是，文学创作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创作审美取向。既然主张创作自由，主张“百花齐放”，那么二月河小说也是百花中的一花。我觉得还是不要学《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那种思路，非要认定，历史题材作品就一定会有具体的现实企图，一定会产生基本观念上的恶劣影响。
读者不是白纸，也不是婴孩，二月河作品之所以畅销，还是应该从“故事性强”这一点去考察为好。当代长篇小说大多故事性不够强，二月河的小说自然就突出了。
二月河先生曾经肯定过我的《汉家天下》，对此我一直感谢，但是对他的作品，我也有我独立的看法。
我也认为：二月河作品中的清帝形象太过完美。而且，觉得小说在表现手法上把皇帝塑造得不像皇帝，反倒像非常亲民的基层干部。
我想，凡事必有因。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二月河写出这样的皇帝形象，是寄托了他对社会管理者的某种良好期许和愿望。考虑到《清帝系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酝酿的，是否含有那个时代里大众的一种普遍期盼？而且，以往时代文学人物高大全的痕迹，在他的小说里也有体现，这才有上述问题存在。
历史小说在当代，是一大批作品，且重量级的甚多。它们的角度有多重，主旨各不同，故而，应对具体文本做具体分析。
写历史小说就一定有某种具体企图，这种“企图论”似乎站不住脚。二月河高中毕业，自学成才，退伍后已经33岁，先是出于兴趣研究《红楼梦》，后来偶然转而写历史小说，一举成名。他多年住在南阳市一座平房小院里，拒绝搬进新楼房，一直写到视力不行了为止，可以说终生是一位文学迷，他有什么动机要“鼓吹皇权”？
每个人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印记，也都有从何种角度来品评历史人物的权利，很吓人的大帽子还是少扣为好。他这样一个“隐居在角落里的人”，恐怕也担不起那么沉重的历史责任。
我认为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也是有所寄托的，是儒家传统中“民本思想”的体现。他的小说，明显具有古代文化中的那种“谏讽”意义。
二、读历史小说有什么用？
历史是有传承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历史小说，也是这种传承的载体之一，而且比较形象、有代入感，有利于读者逾越文言文的障碍，引发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和思考。好的历史小说，与历史专著的功能是一样的，也是认识历史的一个途径。
陈寅恪先生就把历史小说列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可见历史小说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因为作家的历史观，可以给历史学者提供一个特别的参考角度，以丰富研究成果。
所以说，历史小说是一种“软历史”。作者的观点、视角，与学者有异也有同，构成丰富多彩的历史镜像。
当代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容易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和古代是从某一年起，截然分开的。那个是历史分期，比如古代、现代、当代、当今等等；而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习俗是延续不断的，并没有这样一道又一道鲜明的分水岭。我们今天此刻的生活，就是昨天的继续，变化不可能是这么突然地、断崖式地发生的。
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人，除非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出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承载者，我们的历史有辉煌、也有丑陋，我们都要有勇气去“认领”。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弊端，不断进步。
我们既然是年没有中断的一种古老文明，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着这样的历史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
我们目前的文化、治理、礼仪和习俗框架，是在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大致固定下来的。为何如此？肯定有历史内在的规律，有内生的动力，有社会各层级包括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英雄不可能单凭武力、震慑或者先验设计就能改变历史，所有社会形态的形成，一定有它形成并得以延续的理由，若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那么很短时间内就会终结。在这方面，还是老道理比较解释得通。
当代读者的古汉语水平不够，多数人不能直接阅读文言文著作。请问现场的诸位，除了课本里的选段，你们哪一位自发地阅读过一页《史记》《汉书》？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好也罢坏也罢，你总要了解了再说。
而历史小说，就是当代读者进入历史情境的一种渠道、一个很好的媒介。
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历史小说的影响力持久。在每个年代里，都有一批特定读者群。当代公认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里，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符合当今历史小说的定义，占了一半。而《红楼梦》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也等同于历史小说了，可见历史小说的魅力。
就小说流派来讲，“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各个流派，比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派小说等等，都不可复制了。而历史小说永远有人写，也永远有人看，长盛不衰，所以我称它是“不断的源流”“常开的花朵”。蔡东藩先生的《二十五史演义》，在民国时出版，至今还有多个出版社在不断再版印刷。
因此，历史小说这种门类，不应该被忽视，起码要研究一下何以有人钟情？那不是一句“都想磕头”就能解释的。
所有关于屈原、岳飞、文天祥、邓世昌这样有风骨的民族英雄，我们最初都是通过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来认识的，这也就是历史题材的魅力和积极作用。
我们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可能做到“时间从现在开始”。扬善弃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在历史上有哪些善、有哪些恶，我们才能发扬善或者杜绝恶。才不会大惊小怪，才不会熟视无睹，不会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
三、写历史小说的乐趣
在和出版社谈好选题后，我曾经有七个月动不了笔。不是积累不足，而是实在不知道古人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起居？这些细节，如何能做到一眼看上去，就是古人的言行，而不是当代人的古装化。
此外，汉代的历史记载，除了《史记》《汉书》之外，很少有参考文字。尤其器物、风俗等等，资料非常有限，不像唐五代以后民间笔记资料丰富了。对于情景的描写，我不可能像二月河先生写得那么详细、逼真和丰富。后来，我是借鉴了《三国演义》的手法，虚化环境描写，而注重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最终才营造出逼真的古代氛围来，从无路中探索出了一条路。
写历史小说，有门槛，而且很不低，很富有挑战性，但是也很有乐趣。
诸如，古代军队内是怎么识别军官级别的？汉朝时铠甲是什么做的？汉朝时期的马军（骑兵）没有马镫，那么马军有没有很强的歼敌能力？汉朝人用来喝酒的器具又是什么，是爵还是杯……等等，都不会有专著告诉你。
但是，凡事就怕有心。自从开始写汉朝，我就逐渐从各种意想不到的资料里，找到了相关答案，解决了很多困惑。
作者的阅历，在写作中也有相当大的作用。比如，我的《汉家天下》写汉初一百年，是从楚汉战争写起的，第一章我没有从秦末落笔，而是选取了非常富有戏剧性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故事作为开头，得到了专家和读者们的肯定；这就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楚汉演义》的小人书，对这一段故事印象极深。另外，在写到冷兵器作战的场面时，经验所致，我也不是完全无措的。
至于在写作中，“让古人复活”这种奇幻体验，就成了我常年坐冷板凳而不觉腻的写作乐趣之一。
四、历史的印记并未湮没
为了写好《汉家天下》，我曾在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的陪同下，在河南、江苏、安徽三省，驱车好几千公里，探访楚汉战争的几乎所有历史遗迹。
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加上楚汉战争，一共有八年时间，天下是群雄逐鹿。这八年中，产生了80个成语，至今我们还在用，比如“捷足先登”“破釜沉舟”“一以当十”“养虎遗患”“所向披靡”“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无颜见江东父老”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成语的产生地，绝大部分遗址还在，甚至连地名也没变。比如“大泽乡”“沛县”“泗水亭”“鸿沟”“垓下”“乌江”等等。如果不是这次实地踏访，我还以为这些遗址早已湮没，地名也早已不存，只是远古的传说罢了。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历史就在那里，只是我们想不到它还在而已。
当手抚两千年前汉代的荥阳古城墙时，当看到大泽乡的一片青纱帐时，当足踏“九里山前古战场”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历史的悠远和厚重，那些古人立即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
所以我说：历史从不曾远离。
它就在那里，是我们固执地视而不见。
读历史小说，能设身处地去思考历史事件何以发生，历史人物何以那样做事的行为动机。在历史的记载中，关于治理，有很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可使我们获得启发，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我要说，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瞬。我们只有了解了历史，才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位人生，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当代社会和我们个人的价值，从而知道什么不足恃，什么是久远。
凡是今天发生的事，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但历史又和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古人，也是在严肃地生活，很可能，他们在很多地方比我们更聪明。
一个人，若想思想强悍、认识透彻，那么不妨去读读历史小说，那也是一面镜子。
清秋子，著名作家，祖籍江苏宜兴，年出生于重庆。幼年随父母移居长春，曾下乡插队八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旅居海口从事写作，以揭示北漂生活真相的长篇小说而闻名，继之在传记创作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六莲》《我是北京地老鼠》（获国家级荣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作品奖）《百年心事——卢作孚传》《国士——牟宜之传》《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爱恨倾城小团圆——张爱玲传》等。海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