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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可是有时候也感到困惑：“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卜正民一度陷入迷惘之中，他的脑海里反复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他就此讨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时，朱维铮对他说：“你想像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中国，这恐怕是所有西方汉学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置身事外”，所以他们可以更客观描述中国。不过和那些在西方接受大学教育的汉学家不同，年，卜正民（TimothyBrook）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大学求学。第二年，他转至复旦大学，师从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他更多一分了解。
回到西方世界后，他在哈佛和剑桥继续攻读，深得李约瑟的赏识。现在的他已是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前沿走向的最重要学者。
由他主编的6卷本《哈佛中国史》一经上市就广受好评。和传统史学着眼于帝王将相朝代更迭不同，他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历史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幅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全新画卷，这是汉学家眼中的另一个中国。
赴中国求学
《新民周刊》：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期间，您最早是对佛教禅宗感兴趣，那是因为读到铃木大拙的著作？
卜正民：铃木大拙是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不仅让我进入日本佛教的世界，还是一切亚洲哲学和宗教的引路人。我在大学时阅读日本翻译小说，那是我第一次与日本思潮亲密接触。铃木大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入门书，轻松易懂，一点都不晦涩。因为他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故而他能以西方人的思维来解释佛教。使我深深着迷的是，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东方人对于现实的性质及人与现实的本质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可能的。
当时，我正好对西方哲学有点厌烦了，想要找寻替代品。那是年，正是许多年轻人认为标准化的发展模式未能解决西方世界崛起的问题时，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需要新的世界观。
《新民周刊》：年，您从加拿大多伦多来到中国北京和上海留学，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两所大学您觉得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卜正民：年，我作为外国交换生来到中国是一段奇特的经历。当时，25岁以下的普通中国年轻人大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站在街上就会引起围观，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别在意自己是外国人。适应这种情况的最好工具是说更好的汉语，因为直接交流总是打破障碍的最好方法。
我对我们住的宿舍有印象。我们在北大的外国学生都会分配一个中国学生的室友，在复旦则是两个。我意识到，和我们在一起使他们生活不便，因为他们当年老得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虚伪的社会环境，不过，一些富有好奇心、聪明而又精明的中国学生并不在意这些限制，和我们成就了真正的友谊，这对我们这些真正想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外国学生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北大和复旦两校相比，以我的经历来说，复旦是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每个在北大的学生都很担心自己是否会犯错误，而在上海的学生和教师更轻松，更友好。
《新民周刊》：在复旦大学，您师从李庆甲教授主要研究李贽和王夫之？
卜正民：年去复旦的学生只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做选择。李庆甲教授被安排来教中国古代文学，而我是唯一一个选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我是那一年他招的唯一一名学生。他是个和蔼、博学的学者，耐心地制订出一套研究系列中国作家的课程，涉及的作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谓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也包括非虚构作家。大学的课程更偏爱“法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时儒家被认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当教到明代文学，我们接触了晚明时期最伟大的创造性思想，诸如李贽和王夫之的思想。在李教授的鼓励下，我选择明代文学作为我研究生时期专攻的方向。
《新民周刊》：当时您看到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景象？当时中国物资匮乏，您的饮食也很简单，当时能适应吗？
卜正民：从我来自的世界和我进入的世界之间有巨大的物质差异。的中国还很贫穷，是的，基本的食物：白菜和窝头。北大给留学生设置的餐厅提供给我们更好的食物，但我和其他几个外国学生拒绝接受这种特权。我们选择在中国学生食堂吃饭。我们觉得你学习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应该在其中实践，讲它的语言，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我不是来中国过我在加拿大曾经过的生活的，对我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食物都只是食物，所以物资匮乏并不是什么问题。在中国的学生食堂，一周里最开心的事就是吃饺子。我们所有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特别期待能吃到饺子。
《新民周刊》：年，您是怎么会参与到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编写工作中的？
卜正民：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后，因我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学生组织中是活跃分子，我遇到了一位英国纪录片导演费利克斯·格林，他拍过关于中国的电影，还曾带着他的电影在美国巡回放映。他是李约瑟的朋友，碰巧，李约瑟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亚洲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我开车把他从哈佛送到下一站耶鲁，其间我们开始交谈。既然我对这一理论问题很感兴趣，他建议我给李约瑟写信。我写了。我们通信的结果是他让我来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我发觉哈佛在思想上很保守，所以我一完成我的硕士学业就请假去李约瑟那工作了8个月。
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李约瑟是一位真正才华横溢的学者，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能成为他的研究小组的成员，和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事。这是我第一次与格力高利·布鲁和迪特尔·库恩一起工作，前者和我一起合著了《杀千刀》一书，后者是《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的作者。我在李约瑟的研究所里还碰到了其他很多学者：农业史专家弗朗西斯卡·布雷、历史学家黄仁宇、科技史家内森·席文等等。这也是我和欧洲汉学家联系的开始，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北美的汉学家有所不同。
《新民周刊》：在哈佛大学，师从的是史华慈教授，您印象中的史华慈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
卜正民：史华慈教授是我的导师。他是个温和儒雅的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参加研讨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的研究方向已经转至宋代哲学，而我觉得哲学无趣。与中国人在想什么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对我的影响更大的是约瑟夫·弗莱彻，亚洲内陆方面伟大的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他49岁就去世了，没能活到我毕业。所以后来我又成了菲利普·库恩的学生。
明朝的衰亡
《新民周刊》：您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的《致谢》里写到，因为年3月参加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开始写作这本书，开个研讨会就要写一本书的吗？是不是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凌迟了？
卜正民：学术会议通常是启动项目的好方法。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在法律问题上做的研究很少，但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写这本书是因为遇到了杰罗姆·布尔贡，他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法律。较早前，他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了一个研究凌迟专家小组，正在寻找一个评论人。他问历史学者王国斌。王国斌建议我可以胜任。这是我和布尔贡以及其他人在这一领域长期合作的开始，随后才有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以及这本书。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帝王实行凌迟，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震慑百姓、防止犯罪，您认为这样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卜正民：凌迟是法律可以使用的最极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惩罚，但却没有能达到皇帝希望它达到的示范效应。罪犯犯罪是基于他是否能逃脱法律惩罚以及他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考量。每个罪犯都是赌徒，他们赌的是他们不会被抓住，赌赢了，那就是好的，无论处罚多么严苛，这样的考量都不会改变。死刑尤其如此，因为死亡的结果是一样的，不管如何被执行。如果凌迟有这样一个意图：提醒人们它政权有多么强大和可怕，那我认为它改变不了任何犯罪的企图。
《新民周刊》：《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里提到了宦官干政，您觉得宦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不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卜正民：我不认为宦官是明帝国走向衰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宦官是皇帝的“影子内阁”，所以皇帝不必完全依靠朝廷中的官僚对国家事务做出决断。在明代，宦官机构和行政官僚之间的斗争极富盛名，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他在国家领导层中的名不副实，往往既不能控制也不会信任他们的官员。而宦官的行为既不是公开的，也不受法律约束。这就给宦官腐败以可乘之机，让国家资源落入他们自己的囊中，从而削弱了国家应对军事威胁或别的威胁的能力。不过明崇祯时期国家走向灭亡的因素有很多，宦官只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把宦官的因素放大，他们就容易成为替罪羊。
《新民周刊》：第四章写的是北直隶的水稻种植，您认为水稻的推广种植，对于明代后期人口的增长突破一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人口的过度增长是不是为明末的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卜正民：一般来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是中国自17世纪以来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不敢断定明朝由盛转衰是因为人口过剩，不过，在20世纪，因为医疗和科学对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的突破，使得中国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这并不是可以无限供应的。
《新民周刊》：最后一章写到了国家体制中的佛教，我们知道，明朝的很多皇帝都笃信道教，那么国家体制中的道教是怎么样的状况？佛教和道教之间是不是也常有矛盾存在？
卜正民：宗教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太复杂，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所谓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竞争往往大多是宫廷的赞助比赛，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意义不大。中国历史的问题不是一个皇帝信仰道教还是佛教，而是这种信仰如何影响到皇帝统治他的官僚机构的能力。我们可以说，在大部分的统治时，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是最接近天堂的人；因此，他们也认为他可以利用佛教、道教的技术延长他的王朝的寿命，成为他的子民的保护者。一些宗教界人士确实使皇帝将资金运用到宗教事务上来，从而减少了国家其它方面的开支，但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过度的宗教信仰会改变国家政策。
《新民周刊》：年，明穆宗取消了海禁政策，孔飞力因此把这一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您是否同意孔飞力的观点？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远没有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严格，民间走私海运一直存在？那么，在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的主角塞尔登生活的年代，明朝在世界海运中又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卜正民：我相信孔飞力教授是在读到我的《纵乐的困惑》一书后才注意到年的重要性的，所以，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许是错误的，但这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可持续联系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中国历史观，还对欧洲历史观提出了挑战。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仍然认为现代性是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去的。我将现代性视作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欧洲只不过是依靠其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而改变了现代性的方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放宽海事禁令至少具有象征意义。
面向普通读者讲故事
《新民周刊》：怎么会主编《哈佛中国史》的，这套《哈佛中国史》更多是针对普通读者的通史吗？您会采撷一般不为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