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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史册，激扬理性，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作品不但传达了感情，而且传达了思想，理性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准绳。渊源有二：一是受“以事明理”的史传文学的影响，一是受“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的宋元“讲史”和“平话”的影响。这是怎么说的呢？还是让我们从作品的“依史以演义”说起吧。
《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一，通过《三国志》所记史实反映社会盛衰
“演义”一词当然不是罗贯中的创造，是古已有之的。如《后汉书·周党传》云：“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它本指阐发经义，后引申为敷陈义理。但将它与史籍联系起来并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却是这位曾“有志图王”的大作家我以为庸愚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然而，“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
《后汉书》书影正因如此，所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就是说，罗贯中的这种“依史以演义”，是以一定的理性作指导的。那就是：想通过对《三国志》所记史实的敷陈和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褒贬，以反映社会盛衰的某种规律和历史经验，从而使后世有所鉴戒，避免重蹈覆辙。
《三国志》刻本其二，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演义”作为一种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学样式虽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然而它的前身却是宋元时期的“讲史”和“评话”。“评话”和“讲史”的名称，便表明了说话艺人们在“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时，是很重视讲评的。它不只包孕着说话艺人们的自豪：“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咽万余言，讲论古今”。同时还传达了说话艺人们的期待：“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好像他们在说历史故事时不常夹有评议，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史识”似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凡此又说明：以理性作为创作过程中的准绳，是宋元“讲史”和“评话”的共同特点；《三国志通俗演义》那种“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便是对宋元“讲史”和“评话”的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诚然，宋元“讲史”和“评话”艺人崇尚的理性原则是很浅显的，道是“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而已。然而，这类“庶民之议”却也道出了古来史册的基本精神，是可供太子们作为启蒙读物来诵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理性原则虽与此一脉相承，却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修髯子所指出的“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的审美效果，只是其道德伦理层次。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伦理层次，就是那统摄全书情节的“三本思想”与蕴含新质的“忠义观念”。亦即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败之本，亦即赋予了“忠义”二字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内涵。实则使它成为一种爱国主义与民本主义思想的结合。这就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为一部说给有志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
《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三，“忠义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种赋予“忠义观念”以新质，是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的。宋元两代一直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犬牙交错的状态，那以“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天海藏《题水浒传叙》）为内涵的“忠义”二字，便随之而成为世人所崇尚的人格与“汉家节”（关汉卿《单刀会》）。明代笑花主人的看法是符合旧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与审美观念的：
川剧剧目——关汉卿《单刀会》“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今古奇观序》）。讴歌“常心”，赞美“常行”，颂扬“常人”，而怅然于天道之不公，“常理”之不显，蜀汉终未有天下，这显然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之创作个性的鲜明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作品具有一种难以企及的和谐美与崇高美。
《今古奇观》其四，“忠义观念”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化和江湖侠义文化的碰撞
岂止于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种赋予“忠义观”以新质，还深层地反映了一种儒家传统文化和江湖侠义文化的碰撞与融汇。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备集团乃作者仁政思想的寄托，“义结桃园”乃作者“忠义观念”的结晶，而恰恰在这一集团的主要人物身上却多少含有某种江湖好汉的气质。那就是章学诚在他的《丙辰札记》里所曾指出的：“《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
章学诚《丙辰札记》这不足为怪。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指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曾战战兢兢地依次请出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番话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文学史上的某些文学现象。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作家“高乃伊所歌颂的是十一世纪的西班牙骑士熙德，他所要塑造的却是当时情况下的符合新英雄主义理想的少年男女”，便是明证。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其五，“义”的内容代表了宋元两代的社会思潮
明人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的看法是正确的“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三国志通俗演义》用以“通俗”的“义”，其引而申之的义理实际上也就是宋元两代的社会思潮。“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所以，《三国志平话》里不只有“桃园结义”，还有“刘备落草”。元末农民大起义，更是草泽英雄得意之秋，而罗贯中又曾呼吸于其间。因而，这位湖海散人笔端出现此等“最不可训者”，将之作为“忠义观念”和“汉家节”的载体实事有必然。
《三国志平话》书影其六，“三本思想”和“忠义观念”兼具
然而，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思想却一直受到非难，甚至被专家学者们视为“封建糟粕”。说：“书中大力鼓吹忠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塑造了一大批‘忠臣义士’的形象，既有忠于汉献帝而反对曹操的董承、吉平，又有忠于曹魏的庞德、王经；既有忠于刘璋而反对刘备的王累、张任，又有忠于刘备的关羽等人。总之，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只要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为忠臣义士’来赞扬。尤其是关羽，更被视为‘忠义’的典范，受到作者的尽情歌颂。这种描写，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全忠尽义，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旧时曾起过相当有害的作用”。
《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本这是值得商榷的。试看明清历史演义与侠义小说几乎莫不以“忠义”二字作为褒贬人物的准绳，可见它不是个等闲问题。设若没有那宁为玉碎的“忠臣义士”形象，恐怕这类小说也就失去了它的感人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美。问题是，又是“三本思想”，又是“忠义观念”，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主要是对人物的才学识的要求，政治品格的要求一主要是对人物的真善美的要求，道德品格的要求。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兼具，便是作者的理想人物。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言以蔽之，西方文化崇尚“自然”，形象塑造重“摹仿”以“真”作为“真善美”的基石。中国文化崇尚伦理，形象塑造重写意，以“善”作为“真善美”的基石。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说：“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真应该到处统治，寓言也非例外；一切虚构中的真正的虚假都只为使真理显得更耀眼”。不妨活剥一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只有善才美，只有善才可爱；善应该到处统治，寓言也非例外；一切虚构中的真正的恶都只为使善显得更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