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的畅销，在中国文学中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而小说在投稿时的被退稿，更为小说蒙上了一层戏剧性的江湖传说。
在这个传说里，有一个充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的“魔”角色的有眼无珠的编辑，衬托出《平凡的世界》问世的险象环生。
而这个编辑开始时的封杀小说之举，在今天的小说畅销热潮的比对下，越发像一个小丑的作为。
这个编辑叫周昌义，从文笔上看，他的确要比《平凡的世界》的叙事文风智慧与灵动。
但这一份灵动，也害了周昌义。
在周昌义的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里，作者的语言妙趣横生，精练简短，而相形之下，路遥的语言天赋确实有一点平朴憨直，在八十年代那种争奇斗妍的语言环境里，路遥明显处于弱势。
八十年代的乱花迷眼里，莫言可以说是一个风暴源。
莫言的基础是白描，白描注重的是勾勒外形与动作，有了这个基础，莫言可以肆无忌惮地加进对轮廓的修辞，这是莫言根据个性特点而量身定做的叙事策略。
但大多数作家根本不习惯白描。
经过程式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作家，习惯于进行抽象思维，而莫言因为缺失小学之上的系统教育，他相当于“原始思维”的一个成功的活化石，反过来以他的建基于白描之上的生花妙笔而反制了那些被系统教育高度同化的当代作家。
甚至我们在方方的小说里都可以看到莫言的影响。
而路遥的风格，显然是与莫言风格截然相反的。
路遥的语言是高度抽象化的，他更喜欢进行居高临下的抽象式概括性描述。
这在莫言笔下是无法想象的。
莫言总是在一个场景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段事件的完整发展过程，然后直接跳到下一个环节。
而路遥不是这样。路遥在小说的一个单个章节中，总是浓缩了相当多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完全是作者越俎代庖地进行提炼性的概括性叙事。
如果将莫言与路遥进行比较，最初看来，莫言的花言巧语，的确更容让人满眼生花，目不暇接。
但是，文学还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地方，莫言显然提供不了。
而这一切，却是路遥文学里的基本内质。因为路遥与莫言的叙述风格完全不同，莫言凸显的是白描的外表，而路遥专注的是人物的内心。
路遥在描写内心的时候，又极大地吻合了普通中国人共有的内心的温度这一维度与纹路，这使得路遥成为少见的能够在当代文学中匹合中国当代民众最基础的生活现状与内心情态的一个作家。
这就是路遥的秘密。
由此生发，路遥在三个维度上，坚持了他的最基本的给予文学精神的注入与架构上的浇铸，才使得他能够贴近读者的心理层面，让他的小说获得了并不关心文学先锋性与花腔感的最基础的民众与读者的支持与追捧。
一、《平凡的世界》中的温暖人心展示。
八十年代的文学特征，就是对人欲横流、人心冷漠、人情浇溥的渲泄与晕染。
莫言的笔下，父亲对于孩子的恶劣的体罚，可谓是一个典型。
但是路遥的笔下，却是罕见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最底层的暖意。
按理说，路遥小时候被过继给亲戚，这种特殊的关系，意味着他对亲情之爱，很可能是不完备与不完全的。
但是，路遥在笔下，写到家庭里的亲情时，却从没有渲染过忤逆与敌对。
在《平凡的世界》里，占据描写主体地位的孙家，虽然贫穷，但家里的人际关系，正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无微不至的抱团温暖。
小说里写到了孙家的老奶奶，在小说里隔三岔五总不忘带过一笔，作为这样一种看起来完全是累赘与多余人的老奶奶，小说里却写出家里小辈对老人的尊重，写出老人对家里的过问。
这一种人物之间的充满暖意的互动关系，正是中国现实的常态化存在。
小说里还提到孙少安有一次因为多分自留地，被公社里批评，父亲怕儿子想不开，一路尾随在身后，直到孙少安回到家里，发现父亲的良苦用心，才明白父亲心中对儿女的关爱之深。
这一段情节，简直超过了所有的小说对父亲的描写。
在中国的小说中，描写到父亲，无非是“怜父”与“嫖父”，怜父的代表是罗中立的油画，嫖父一语，出身鲁迅之口。
但路遥在小说中，却对一个偏僻乡野里的父亲，作出如此温情的表现，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
但这种罕见，却是普通民众切实的体验。
连小说里居于陪衬角色的父亲形象，路遥都给予如此温情化、人性化的描写，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在这一点上，让小说的叙事语调，对等了中国民众的现实状况。
底层民众能够在小说里看到路遥笔下的叙事场景里，找到对自己生活的对应。
而这样的平移生活温情质地的写法，显然在八十年代的甚嚣尘上的先锋文学那里，是难以纳入法眼的。
在方方的《风景》中，写到儿子对父亲的仇视：“他想他对父亲的感情仅仅是一个小畜牲对老畜牲的感情。”
方方是从哪里得出这种体验的？
她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写得明白，《风景》里提到的武汉下只角，“那个地方实在不必多此一举的去采访抑或深入生活之类，更不必以某一家典型事例作为原型。那地方只要你路过时或办事时不经意地看过几眼，你便会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么个活法。”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方方到路遥的家乡去看一眼，看到窑洞里的那些贫穷的人们，她一定不要去了解与感受，也会知道那些面部皴裂、岁月沧桑的路遥乡人，也是这一类牲畜一样的存在。
日后，方方的《软埋》获得路遥文学奖，恰恰是对路遥的一次极大的背叛与侮辱。
因为路遥从来是怀着与方方完全不同的对民众的融为一体的精神感受，去写他的小说的，所以，《平凡的世界》里才深埋着零距离、无间隔、全接触的底层民众的暖意。
这是因为路遥从他的艰苦人生中，感受到了普通民众身上所焕发出的能够相互助力、抱团温暖的这种最本质的精神。
而中国人能够走过艰难与困苦，也是依靠着这种温暖的交融。
八十年代的文学为了显示自己的叛逆性，人间关系怎么恶心怎么写。
方方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描写武汉的低层民众的时候，用她的最恶俗的想象，塑造出了匪夷所思的人物心理。
在《风景》中，方方凭着她根本没有“下只角”体验的望一眼就能洞穿民众基本生存状况的充裕想象，表现了下只角家庭里的一个男孩，对他的两个姐姐的仇恨达到了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地步，小说里写道：“七哥最仇恨家里的三个女性，尤其是以小香姐姐为最。七哥曾发过一个毒誓：若有报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全部QJ一次。”
可能只有南京大屠杀那个时点上的日本兵，才会有如此凶残的暴行。
这种恶毒的想法，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的极限。
但却名正言顺地写在方方的被收入到高校文学教材的小说里，而这一切，从方方的创作自述中，我们知道却完全是来自于她的臆想。
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暖意，被方方一笔抹去，还给生活泼出一盆正常人很难想象出来的污水，这就是方方的文学创作构成。
这种恶毒的想法，在路遥的笔下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看到，孙少平虽然自己难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但是他还是主动地担负起供养自己的妹妹的职责，把打工省下的钱，留给他的妹妹。
一个男人笔下的人物，远比方方对男人的无中生有的恶毒想象，要温馨得多，也合理得多。
这也使笔者联想到自己的写作感受。
曾经，我工作之后，晚上因为加班，迟一点回到家里，父亲竟然下楼上街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找我。
而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没有下意识地把这一个情节写进小说，因为会觉得这个细节太过软弱，太为正宗，我在小说中写出的却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小说里父亲与母亲感情不和，貌合神离，导致孩子面临着家庭破裂的痛苦。
好像在自己写作时，只有这种破碎的家庭才能给小说找到情节发展的动力，给予人物以不同的生活撞击与刺激，生成出小说里的戏剧性冲突。
我们在笔下人物的痛苦吟味中，显示出自己的高人一等的上帝心肠，在人性的难以想象的冲突中，显现出对生活的感悟与复写。
我们不敢像路遥那样，激情地歌颂平凡人的情感，还原我们每天都浸润着的最现实的暖意，而是从意外的痛苦与刺激中，寻找到标新立异的诉说空间。
路遥的精神是不是可贵？他坚持着他的写作态度，多少年来，他坚守的这一点，得到了普通读者一波又一波的持续的体认，这正是路遥写作路线的成功，路遥离开世界虽然已经有了遥远的间隔，但他的文学灵魂依然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炽烈的温度。
二、《平凡的世界》中的向上欲望呈现。
写出暖意，并不是《平凡的世界》的成功的唯一要素。
《平凡的世界》受到很多政界、商界、学界大咖的衷爱，很多人都说《平凡的世界》读了一遍又一遍，按道理，《平凡的世界》写的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个区间里的一段普通生活，并没有什么霸道总裁、时尚小姐、业界奇士的光怪陆离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却能够得到各个阶层领域成功者的欢迎？
这一点，才是《平凡的世界》深藏着的奥秘。
其实，在《平凡的世界》里，始终隐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个人向上攀升的欲望，这才是真正代表路遥心态的核心部分。
路遥来自于平凡的乡间僻野，但他一直意图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让自己的人生焕发出最大的光彩。
路遥应该是一个成功者，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而他在写作小说时，就把他自己的向上努力的内在欲望，融入到小说里。在孙少平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路遥内心里的那种对改变命运的渴慕与追求。
孙少平这个角色，虽然是以路遥的弟弟生活经历为原型的，而且路遥为了感知弟弟艰难打工的生活经历，曾经彻夜长谈，但是，在孙少平的内心深处，注入的却是路遥的欲望与诉求。
其实，路遥最震撼文坛的《人生》里，就赤裸地表现了一个男人意图改变自己命运的野心与手段，这部小说也被称之为中国的《红与黑》，并且曾经在发表之后，激起了社会的长久的争议。
在八十年代，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首次亮出了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大体轮廓与框架，之后，这种一直湮没在集体主义之下的个人主义精神便在社会的理念中，成为一个默许的公认的常态。
可以说，路遥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精神与社会思潮，用高加林这个形象，作出了重要的引导与引领作用。
而高加林并没有在《人生》中完成他的性格的所有终结。《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小说的最后一幕里，重新匍匐在土地上，反思自己的失落的人生，但是，高加林的奋斗史是无可挑剔的，他的人生被复制进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身上。
小说最后，孙少平也像高加林一样，回到了矿上，迎接他的是那个平凡的矿上的带着孩子的底层女性。
两个小说的结尾非常近似，反映了一个人心比天高，但最终都要回归现实，脚踏实地生存在现实的土壤上，但这一个终极的结尾，并不影响一个人在奋斗过程中履行“天赐于我”的向上的努力使命。
孙少平一直不甘于命运对他的钳制与压制，在小说开篇的高中学校里，他就挑战命运的安排，一直远望更为博大的世界，想方设法，来获得了望更广大的世界的机会。小说里多次提到，孙少平痴迷地阅读《参考消息》，就是因为这份报纸给他敞开了一个迥异于他的身边世界的博大的人类空间。
给他这份报纸的是神一样存在的田晓霞。
田晓霞在小说里可以说是孙少平的理想，“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田晓霞不断地把新书籍、新天地、新思想介绍给孙少平，可以说是孙少平的精神引导人。
因此，田晓霞与秀莲是小说里最关联着路遥现实生活的两个女人。
田晓霞是路遥的理想，而秀莲是路遥的现实生活。
晓霞来自于路遥对精神世界的追慕，而秀莲则是现实对路遥的制约。
晓霞是不存在的，秀莲则是路遥身边的女性的化身。
我们可以看到，秀莲在与孙少安结婚之后，渐渐地显示出了她的精明，她不断地隔离着少安与家庭的联系，让少安成为专属于她的一个分子。
这可以说就是路遥在婚姻里体验到的一个男人被妻子绑架的尴尬。日后，路遥所处的最大的家庭矛盾，就是家乡的亲戚对他的一次次的求助，而他的妻子又无法与路遥达到理念上的一致。路遥所处的妻子与家庭夹层中的左支右绌，正体现在少安与秀莲之间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微妙的矛盾对立之中。
最终，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把与他最为密切的两个女性晓霞与秀莲都处理成离开了人世，这或许体现了路遥对人生理想的希冀与现实生活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之间的一种无奈而清醒的判断。晓霞是一个人的理想，是一种精神与意志的凝聚，只能出现在想象的世界中，现实中不存在，既然不存在的东西，她完成了她的使命，还是收归上天比较合适。秀莲意味着破裂，意味着龃龉，是路遥对自己婚姻的切肤之痛，这一个痛点，使他在小说中，把她也只有深深地割舍才能平行对应他的现实生活感受。
孙少平在《平凡的世界》中，与高加林一样，不甘心束缚于土地，他要走出去，哪怕出去打工，也要摆脱土地的束缚。
他的这种时时刻刻向上攀升的精神，正是令各路精英人物心有戚戚、感同身受的原因。
《平凡的世界》看起来，路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宽广现实的再现上，但孙少平仍然是活跃这个巨大板块里的最活跃的一枚自由电子。
他让《平凡的世界》里充满着一种向上的努力的精神企求，让每一个层级上的向上努力的企望，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似曾相识的路径与轨迹。
孙少平由此成为一种精神的鼓励力量，能够让一个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至少像孙少平那样活着，不会升腾起更多地被生活平庸压制与埋没的痛苦。
这里笔者再岔一下。
笔者最近把家里的一本旧书，罗马尼亚作家图兰多所著的长篇小说《扬帆》找了出来。之前，我在旧书店买了一本下册，一直没有上册，后来从网上旧书店里邮购了一本上册，这样这本书就配全了。
过去有下册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部分，觉得小说翻译的文通理顺，看起来非常入目。小说描写一个罗马尼亚工程师立志周游世界的故事。
罗马尼亚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小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小说，我们是不会正眼看一下的。但是，在这本小说里写到的这个工程师，却在表述他的周游世界的精神诉求的时候，写到了他的内心所思所想，正是在这一点，让笔者深有触动。
小说里写到这个工程师为什么要到远方去旅行与冒险的时候，写道：“我想到一个人性还没有从根本上被破坏掉的地方去。”
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却激荡人心。笔者只是随机地择取一本一个小国的不知名的小说，但是小说中提到的这种去寻找的精神，却可以说是人性共同的追求。
就是这样一部小说里的精神理念，我们同样可以在《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身上强烈地闪现着。孙少平的人生梦想，就是想到一个更为浩大的不同于身边平庸世界的广阔天地里去感受，去努力，去奋斗，他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便焕起我们共同的梦想与理想，孙少平不灭的奋斗精神，是人类的这种向上努力、向外闯荡精神的一种集中与提炼。
这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定海神针，是小说里那些八十年代的现实画面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疏远、觉得退色之外的永远不会减弱其色泽与成色的永恒的价值凝聚的部分。
三、《平凡的世界》中的结构气势辐射。
《平凡的世界》总被业内人士认为文字不佳，文学性不强，最多归类到通俗小说的水平。
问题是，既然瞧不起《平凡的世界》的人很多，按说应该有众多此类的作品问世，但遗憾的是，类似《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粗大笨但仍然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的小说，并没有出现过几本。
看起来很简单的《平凡的世界》，真的能够容易模仿吗？
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仔细地辨别一下，我们会发现，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结构上还是作出了非常工于心计的谋划的。
比如，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小说里的时序递进。
《平凡的世界》采用的是西方传统小说的板块结构，交替在人物之间转换叙事视角，在这种转换中，实现了时间的递进、事件的推进。
而就在这种看似不经意间的人物视角设置中，路遥付出了他的深谋远虑的创作考量。
比如，我们注意一下，《平凡的世界》的开始的时间是年，描写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小说里写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却是通过小说前半部分里并没有重要作用的少平的妹妹兰香的视角表现的。
在第一部38章中，小说通过兰香的视角，描写她考虑家里的支出困难，想不念书了，少安鼓励她继续念下去。同时，这一章中还提及金波因为音乐特长当了兵，兰香与金秀送行，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金波，第二天，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随即是粉碎四人帮。
在这个片段中，视角是兰香的，情感也是兰香的。
小说通过兰香这个地位相当低微的个体，来反映重大事件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里写道，兰香参加了公社里的追悼会，然后进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孙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她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她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以后可怎么办呀？”
兰香的心态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心态。为什么在这一段中，不描写少平、少安，哪怕是他们的奶奶与父亲的内心心态？偏偏选择了一个小说里到这时候为止并没有多少内心展现的兰香来折射这一重大事件呢？
这就反映出路遥在构思上的深思熟虑之处。路遥这样描写，更多地是通过情感的角度，来反映伟人去世之后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影响，小说里的感受，完全是一个乡村少女的朴素的内心情感，不附加任何的历史判断，女孩对世界的感受，更多地注重于情感部分，让兰香承担对这一大事件的情感感受，可以回避掉客观评述带来的过分图解的弊端。
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结构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深藏丘壑。
小说毕竟不是纯粹的语言的堆砌与累积，它还有结构上的看不到的撑持与连缀的合成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小说在结构上的谋篇布局，一直处于发育不全的尴尬状况。
中国的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现在年。
而奠定了长篇小说典范化架构的托翁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完成于年，至今，我们又有几部当代中国小说能够成功地用托翁的笔法，最大容纳生活现实，用人物的视角不断转换、交叉递进而紊丝不乱、条分缕析现实世界？
《平凡的世界》堪称这种传统小说结构上的典范。即使从纯粹的结构上来看，《平凡的世界》也打开了一个层次分明、纹路清晰、疏密相间的宏大文本空间，这本身就带来了一种结构美、气势美、逻辑美，这种结构看起来很容易，但在组织时，却需要足够强大的全盘掌控能力。
可以看出，《平凡的世界》的宏大气势，让路遥殚精竭虑，几乎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我们因为见惯不惊而觉得《平凡的世界》平凡的时候，却发现这样的架构本身里就蕴藏着创作者的超人的智慧与强劲的掌控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八十年代生活可能在今天看来，有一点疏远了，但是，它在架构上的永恒的力度与气魄，会通过时光的考验，像一座气势磅礴的建筑，屹立不倒，成为中国文学时空里的一座无可替代的地标。
这就是《平凡的世界》看起来没有靓眼的地方，但是它在中国文学里依然具有它的稀缺的资质，并借此获得读者敏锐地对稀缺资源的精准附着，造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持续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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