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到唐代中叶的多年里，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经过先秦的发生期、两汉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初中唐的成熟期四个阶段的发展，实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创作实践的规范化。中唐以后，古典现实主义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
01先秦的发生期
《诗经》的编纂成集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产生的标志。孔子从宗法思想的实践理性出发，对“诗三百”所作的诠释，则在理论上为古典现实主义构筑出基本的框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论及孔子编纂《诗三百》时的两条宗旨：一是“去其重”，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前者是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后者是宗法思想家插在文学领域里的大旗。
尽管《诗经》三百零五篇并非“施于礼义”四个字所能概括，其中《郑风》、《卫风》的许多篇章还表现出与宗法教义的对立，但孔子却一概视而不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为的同一性掩盖了风、雅、颂的丰富性和不可调和性。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孔子没有“读懂”诗三百，因为他的概括是如此地牵强；从政治的角度，又不得不承认孔子用心良苦，因为“诗三百”的编纂本来就不是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政治家的手段和借题发挥。它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过去曾发生了什么，而是为未来怎样做提供了标准和范本。
所以，一篇对异性姣好之态充满赞赏的美人赋《硕人》被孔子解为“绘事后素”，强行拉入人品修养、文质关系之中；一篇表现男女初恋情感的《关雎》，也硬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将其纳入儒家中和之美的轨道。
在对诗歌性质的总体认识上，孔子单方面强调诗的政教功能，继《尚书·尧典》首次提出“诗言志”之后，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思无邪”。“言志”，已包含了诗歌的内容要合乎礼教规范，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力量。“无邪”，则从另一角度为之划定了更为明晰的界限。
何谓“无邪”？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一段绝妙的阐释：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入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
“荡人心魄”，自然不会再记得什么“礼”，什么“仁”，将其归入“邪思”，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孔子原意的。后世文人对汉大赋的责难，对艳体诗的挞伐，都是基于儒家对诗歌的这一总体认识。
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孔子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述。他首先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性，即：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孔子在对诗歌社会作用做了这一番内涵虽丰富而终不免简单、模糊的界定以后，却立刻以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明确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对“兴，观、群、怨”加以概括和统摄。文学表现人内在的自由品格的本质被抹杀，成为维护宗法伦理道德规范、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和“礼、义，仁”的间接表现形式。
其次，孔子强调诗歌的实用功利性。即他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成了骑士的佩剑和外交家的语言辞典，成了认识自然景观的教科书。
实用功利性虽然随着战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消失而未在后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它以实用主义观点对待文学的方法，却在民族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此外，在诗歌与创作者的关系上，孔子强调道德修养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在文质关系上，主张“文质彬彬”，尤突出思想内容的决定作用；在文学批评上，倡导中和之美，确立了从实践理性精神出发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批评鉴赏原则；在语言运用上，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辞达而已”。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孔子在“思无邪”和“事父、事君”基本原则下对文学特质的探讨结果。由此构成的理论框架，遂成为后世古典现实主义的纲领。
第一个对孔子文学思想发挥补充的是孟子。他提出的“不以文害辞”、“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对艺术美学特征的认识，较孔子又前进了一步。孔孟时期，理性主义盛行，诗的时代被散文时代所代替。
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前代诗歌的阐释和总结之上。但没有新的文学创作为基础，理论本身是难以继续发展的。
所以，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直到汉朝大一统社会的建立，荆楚文化系统和中原文化系统合流，恢宏巨丽的汉赋取代四言诗占据正统文坛时，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02两汉的发展期
汉王朝建立后，受统治阶级尊崇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南北文学合流后的文学趋势产生了不协调甚至对立。汉赋“沈博艳丽”，堆砌铺陈，不再仅仅是“辞达而已”；追求使人心灵摇荡的感官刺激而非严肃的理性思考；热衷于审美愉悦的作用而淡漠政治功利的追求。这当然是古典现实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尽管汉赋一产生，便表现出“劝百而讽一”的妥协，但那可有可无的“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气氛中，并没有博得谅解。杨雄和王充首先站出来向它发出责难。
比如，在《法言·君子》中，杨雄对司马相如的赋作了“文丽用寡”的否定评价。在《法言·吾子》中，更从古典现实主义狭隘政治功利性出发，对整个汉赋提出批评：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这里对“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划分，“丽以则”和“丽以淫”的评价，既集中地体现了杨雄对赋体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和论断，也表现出他按宗法统治“托古改制”的传统作法，校正文学发展中“丽”而不“则”倾向的努力。
如果说扬雄的观点有什么进步意义的话，那也仅仅在于，受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冲击，不得不在讲求儒家教化之外，把“丽”纳入古典现实主义的范畴。
和扬雄相比，王充的观点显得更为极端和狭隘。他曾言：
“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由此，他对汉赋的艺术成就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的这个观点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它却露出了一个端倪，即古典现实主义已以愈来愈强硬的态度立于文坛之上。
几乎和王充同时的班固是这一时期又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从儒家的诗必须“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说法出发，要求辞赋也须像诗那样有讽谕、劝戒的政治意义，而且以其对汉赋作用、价值、意义前后矛盾的看法引起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