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李永博读书时代适逢学术写作的转型期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等。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等。“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这一段话，常常被仇鹿鸣拿来引用。在他看来，历史学人既是职业读书人，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理清事件之间的关系，消除思想中的矛盾，并对可能面临的质疑提前做出解释和修订。历史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说：“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优秀的演讲家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目的都在于发现那种具有张力的戏剧性，并以此吸引读者-听众的耳目。一个优秀的演讲家所说的话可能存在前后矛盾、语义不清的地方，但仍能通过声音、语调和情绪左右听众的想法。而优秀的历史写作也总是要抓住读者最揪心，最张力的触点作为起笔。对于一名写作者来说，他们不仅要保证自己的论据是有效的，也要让观点具有逻辑性，经得起读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和推敲。因此，相比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家，或是公共舞台上的演讲者，作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位更加勇敢的角色。作为学院派青年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仇鹿鸣的历史写作生涯开始于研究生阶段，本科直博的经历让他接受了现代学术体系的磨炼，同时也深感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写作者的制约。时下学术论文越写越长，大量材料反复堆砌的风气让他不以为然。无论史料和话题是否有趣，写作的首要目标是力求简洁而明炼。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作者：仇鹿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8月。此书为仇鹿鸣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对话仇鹿鸣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作者：仇鹿鸣，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1月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