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邮差”投出了一封什么样的信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成现象级作品，已进入电视剧剧本创作阶段
■本报记者施晨露
日前举行的“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传出消息，电视剧《千里江山图》已进入剧本创作阶段。同一天，“‘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千里江山图》出来之后，拍电视剧、电影的导演络绎不绝找来，想联系版权。”《收获》主编程永新直言，看到这部作品“完全出乎意料”，“那么好看、那么精彩，特别像戏剧剧本。”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感到“整个故事的辩证叙事很有意思，读起来非常吸引人”。“一部耐读、有整体感的小说，从多处关键性细节上可以看出作者构思缜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俊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认为，透过《千里江山图》可以更好地理解孙甘露这一代先锋作家。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提及年在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先锋转身的焦虑在当时到达了高峰，但也有很多期待。先锋作家在不同时段转身，最后一个居然是孙甘露，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个案。从先锋在天空飞翔的姿态转到地面，这个地面不是今天的现实生活，而是近代中国革命最难、最关键的时期。”
不少人认为《千里江山图》是一部谍战题材小说，陈思和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部小说沿着革命历史题材的脉络，表现的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触及的“看不到的战线”，“一个无畏牺牲的、英雄的故事。这段历史的写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提到，在《千里江山图》的人物谱系中，读者看到的是更加丰富、复杂的政治光谱，以及政治的复杂性所塑造的复杂人性。“比如在叶启年这个人物身上，时而是政治信仰战胜儿女情长，时而是儿女情长几乎毁掉这种信仰。书中有一节设置独具匠心，利用孟老这个特殊人物，对叶启年所谓的信仰展开了一场灵魂的质询。”
孙甘露沉潜多年后的这部作品在程永新看来，是其个人创作的一次“渡江”，“从形式上看，《千里江山图》是从彼岸回到了此岸，从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彼岸。这部作品里有孙甘露过去没有涉及过的写法和节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形容，《千里江山图》是一次时空的再出发，是先锋的自我革命，是革命和爱情的版本升级。“以前我们一直讲孙甘露的语言突破，我觉得他在这部作品中有更大的突破，从内里的突破走向了外面的突破。”毛尖谈到，18万字的《千里江山图》没有出现过“爱情”这两个字，“孙甘露没有时间给他们谈情说爱。读到最后，我们看到书里的人物跑在特务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看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爱，毫不犹豫地用肉身写下给上海的情书。”
“从高度主观性的语言变成冷静到零度叙事的语言”，郜元宝以此概括孙甘露的“脱胎换骨”。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说：“孙甘露还是他，革命与先锋是一体的。先锋意味着打破语言的惯性。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也是构筑日常生活的外壳，先锋派就像革命家用炸弹把语言的外壳炸毁。革命与先锋有着隐秘、共生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甘露不仅为我们唤回了革命的记忆，也让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增加了一种维度。”
《千里江山图》写的是90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全书终篇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里写道：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
“读完这封没有署名的信，回过神来，细细重读全书，才发现在《千里江山图》中出现过很多封信，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担当着信使的角色。这是一部关于信和信使的行动之书、信念之书、生命之书。”在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看来，《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也是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盛开的春天的一封信，更是由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用行动投送，由今天的读者以强烈的精神共鸣接收和阅读的一封信。
这封信“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封信来自在这座城市不断投递出思南读书会、上海国际文学周，投递出文学与生活、文学与城市亲密关系的“上海邮差”孙甘露。研讨会最后，孙甘露坦言：“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