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人的自评呈现出一些总的特点：一个是在自评时，大多数文人表达比较含蓄，多用以人或物喻己的方式，表达对自己的评价。包括评价自我的性格、才略、品行和处境等等方面；另一个特点是在内容上文人自评时多与政治有联系。
这个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因为当时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人和团体，他们多为御用文人，而且受到汉代以来对文人认识的影响，人们认为建功立业才是人生的首要目标。
一、文人自评的特点
1.以人喻己和以物喻己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自评资料来看，以人或者物来喻己是个明显的特点。以人喻己，意在让别人通过熟知的人来推荐自己。
孔融用“吕望”、“管仲”和“齐夷”抒写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希望自己如吕望和管仲一样，辅佐君王建立一番功名；王粲在《仿连珠》中也隐以管仲和孟明自比，认为自己如管仲、孟明一般有才能，希望得到重用。
陆机在太安二年，率军二十万随成都王颖讨伐长沙王，司马颖向他许诺，成功后封他为郡公，他也很自信地以管仲、乐毅自比，胸有成竹；孔融、王粲、陆机也都以管仲等人来比喻自己，认为自己也如管仲等人一般，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希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成就一代佳话。
而管仲为什么会得到他们的青睐呢？大概是因为管仲以他的谋略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如果没有管仲就不会有齐桓公的辉煌历史，所以管仲也是众人心目中的榜样和目标。
除了用以人喻己的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才能之外，魏晋六朝文人还以“以物喻己”的方式评价自己的才能、志向和品性。比如刘桢用“萍藻”比喻自己高洁不污的本性；用“松柏”隐然自喻自己坚定不移、正气凛然的气骨；在《处士国文甫碑》中，也用玉比喻自己高洁的品性；在被罚下狱磨石时，也正是因为他以石自喻才得以释放。可见以物喻己，不仅使语言文字含蓄有韵味，而且是自己品性和志向的最好表现方式。
阮籍在《咏怀诗》二十一中用高洁典雅的鸿鹄玄鹤和低贱卑微的燕雀鹑鷃两种对立的物像描绘了自己的理想和人格；祢衡《鹦鹉赋》以鹦鹉自喻，言外之意是自己能言善辩，机敏巧慧；陆机用“众鸟集，凤凰翔”有力地回击潘岳的讽刺，机巧而恰当，凤凰明显高贵于潘岳代表的众鸟；左思在《咏史》中用笼中之鸟自比，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四处碰壁，怀才不遇的苦闷；陶渊明用“归鸟”、“孤云”、“失群鸟”、“孤松”、“秋菊”、“青松”等自比，都表现了其高洁的品性和昂扬的斗志；鲍照以“仙鹤”和“野鹅”自比，表现其怀才不遇的无奈。
以物喻己，形象而生动。这些物象也慢慢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在后人的创作中流传演变。如我们看到松就能联想到作者伟岸、正直的身影，看到凤凰就能想到作者高洁、与众不同的形象。
所以以人或以物喻己，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也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作者的品性和志趣，通过这些物象，我们很明了地明白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这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2.与政治联系密切
从魏晋南北朝文人的自我评价来看，他们都注重评价自己的政治才能。也许是受汉代察举制的影响，不仅在他评时注重评定文人的政治才能，而且文人在自评时也会毛遂自荐。大多数文人认为自己有着“管仲”一般的政治才华，希望得到帝王的重用，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家族添光溢彩。
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人物，他们各自在当时政坛也具有一定地位。曹魏孔融在《岩岩钟山首》中写自己不服老，立志要向吕望、管仲学习，认为自己的才能并不比他们差，如果得到重用，功绩定能超过他们。
王粲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暗指自己是良臣，希望得到重用。山涛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虽然是其自信的言论，也可看出他志在从政；陆机有着强烈的功名之心，以管仲、乐毅自比，希望得到司马颖的重用。
即使他有《文赋》等许多优秀作品，却始终希望在政治上一展其才，最终兵败被害；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谢灵运，他自谓：“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像谢灵运这等家族兴旺，依靠祖荫都可做大官的文坛领袖，也注重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不甘于担任清贵之职，认为自己才能可掌国家权要。由此可见，多数文人都希望在政坛取得成绩，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就相当于自荐。
然而，虽然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可担大任，但是这种自我矜伐的文人之气也注定他们难堪重任。这样也就出现了很多表现怀才不遇的优秀作品，其中在文人的自我评价中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这一点。
左思就是很好的典型，在《咏史》用“笼中鸟”暗喻自己四处碰壁、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窘境，即使他才华出众，自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也始终没有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所以其自评中也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无奈。
再如，陆机虽然出身高贵，文采斐然，可是时运不济，同样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在《塘上行》中以“江篱”自比，寄寓着对未来的担忧；鲍照也以“野鹅”自比，同样表现了失意之后想要避世的愿望。他们想积极投身仕途，希望成就一番功业，但无不以失望而归。
失意后，仍没有放弃被重用的念头，所以一生苦苦追寻的仕途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忧愁和无奈。在他们的自评中，总会找到政治上失意和得意的影子。
总之，不管是得意也好，失意也罢，魏晋南北朝文人在自我评定中基本上都会涉及政治理想。他们中绝大多数对自我的期许甚高，认为自己应该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来施展才华，卢谌认为“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虽然他的自评没有自夸，而是实事求是，但也同样涉及了政治才能的评定。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文人的自评与政治联系密切。
二、文人他评的特点
这一时期文人他评也呈现出一些特点：一是内容上注重作家的个性才情。对于文人才性的品评有一个转变过程，由原来的重德轻才转为重才轻德；二是注重对文学风格的探讨。这一特点与文的自觉有关，文学冲破经学的束缚，而且对“才”的重视，使人们的个性得以释放，对人物或者文学作品都越趋审美化，出现很多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著作，其中就有许多对文人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品评。三是形式上评语简洁传神。不管在自评还是在他评中，品评的语言都是言简意赅，简洁传神的。
1.注重作家的个性才情
魏晋六朝时期，评论者对文人的评价多注重文人的才性，即才智和德行。关于才性问题的探讨，从春秋时代已经开始。魏晋以前，由于帝王、封建礼教和察举制等选官制度的推动，在人才的选择上，向来将人的才智至于仁义礼智之后。
魏晋时期，曹操发布了《吏士行能令》和求贤三令，一改往日重德轻才的人才观，引发了当时的“才性之辩”；《世说新语》刘注中引用了《魏志》的记载，说：钟会总结了当时关于才性的各种说法，著《四本论》，概括才性的四种关系，分别是才性“同”、“异”、“合”、“离”。
这里就涉及到“才”与“性”二者的含义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当时，“才”的含义基本没有异义，指才能、才智；但是对于“性”的理解，人们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指人的道德品质，而有些人认为指人的内在特征，即才能所根据的内在本质。
东汉王充所作的《论衡》中，有对才性含义的解释，认为：“才”指才能；“性”指性行，等同于德行。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人的评价同样重视才性，对“才”的品评就是对才智和才能的评价；对“性”的品评指对文人性格和德行的评价。
相较于从前品评人物的重性轻才而言，魏晋南北朝的他评中更多的对文人之才的评价。在他评价中对文人之“性”的重视，有如下范例：《颜氏家训》中说：“阮籍无礼败俗”，嵇康评阮籍：“阮嗣宗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
可见，魏晋六朝时期的他同样注重评价文人的德行。而更加具有进步性的是，这一时期对文人创作才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