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神圣施曹，土芥归方”的文化意义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小说研究者，他“五四”前后对中国小说的评论是为文学革命服务的，因而他也是以文学革命的理论来分析、评论中国小说的。
陈独秀塑像
“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然“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1，“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界精神界之文学”2。这就是陈独秀倡言文学革命之起点。
从此出发，他追逐世界潮流，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精神启蒙运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拂去历史的尘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人们不难发现这次运动的实际领袖与旗手是陈独秀，而非他人。
这“他人”，有的说是鲁迅，有的说是胡适。其实鲁迅早年就说过他们的作品是“遵命文学”——遵先驱之命；胡适则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事业”3。他们分别视陈独秀为革命先驱与急先锋。关于斯事，本书另有专章，这里就不细说。
这里要强调的是，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为宣言，将文学形式的革新与文学内容的革新、与改造国民性、改造中国社会紧紧连在一起。由此出发，陈氏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考察、反思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乃至整个传统文学，提出许多划时代的新见解。
由“白话为文学正宗说”。进而“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说，乃至“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有光）、方（苞）”4。这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人物的《新青年》派所追求的文学/文化发展方向。
质而言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是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策划由亚东图书馆标点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则为文学革命的实施之一。
正因为有了陈独秀们的奔走呼唤，“亚东版”古典小说的熏陶，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等作家的成功尝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成了小说的时代。以致如鲁迅所说，一时间“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5
亚东版《老残游记》
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走向，开辟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新纪元：白话文终于迅速地成为中国文学/文化的正宗。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实在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为叙述方便，这里则换一个角度来讨论陈独秀的“神圣施曹、土芥归方”的文化意义。即从亚东图书馆标点出版古典白话小说（即“亚东版”古典小说）的角度言之。
我们知道，上海亚东图书馆前后经营了四十年，如果把它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历史也算进去，则恰恰是半个世纪（—年）。这家兼营出版与发行的书店虽又小又穷，却在中国现代新兴出版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与影响。
诚如王子野在《回忆亚东图书馆序》中所说：“它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中产生的，所以它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称它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它的草创时期，从‘五四’到大革命是它的黄金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它开始走下坡路”，它在黄金时代出过不少的好书，“其中特别是《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存》等几种文集，一批标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五四’以后涌现的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曾经风行一时，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6。
标点、校勘和出版古典白话小说，是亚东图书馆最有特色的工作。
亚东版《醒世姻缘传》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虽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它的文化意义却鲜有人系统论及。鉴于此，本章愿就其文化意义略抒管见。
七、为白话小说争正宗地位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发展虽然源远流长，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长期生活在传统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之中，或被视为“君子弗为”之小道，或被列于“诸子十家”之末，开明者云：“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专制者则对之大加禁毁。
其间虽有李贽、金圣叹等有识之士为之鼓吹，为之争鸣，非但未有改观，连李贽、金圣叹也被作为思想异端为当局者所杀害。至鸦片战争之后，梁启超等欲借小说开通民智，救亡图存。
梁氏视小说为“国民之魂”，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宣言书，鼓吹小说界革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7。
至此，按理讲中国小说之地位已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了。其实不然，因为梁氏鼓吹小说界革命，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以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为指归革中国小说的命。也就是说他对中国小说的评价非但不高，简直是全盘否定。
《梁启超全集》
他说：“中土小说，虽列九流，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8。
他甚至视中国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9。梁氏开放性眼光是可贵的，然其对中国小说的评价是偏颇的。这就决定，即使在近代，中国小说之地位仍无根本性改变观。
只有到“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等将对中国白话小说评价纳入新文化运动，甚至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光辉起点，才使小说获得了文学正宗之地位。
胡适年在其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就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理直气壮地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0。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序言》中，胡适进一步说：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
大家戴了新眼镜去看中国文学史，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景明）、李（梦阳）的假古董不值得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
拿《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比方（苞）、姚（鼐）、曾（国藩）、吴（汝伦），也当然再不会发那“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的伧陋见解了！
所以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象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球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胡适他们的“哥白尼革命”归根到底是确立以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替代古文正统。因而对鄙薄白话小说的传统文学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胡适说：“今天独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
陈独秀也指出“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耐庵）、曹（雪芹）价值远在归（有光）、姚（鼐）之上”，“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11。“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尚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12。
《论戏曲》
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光有宣言显然是不够的；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们还来不及拿出象样的“国语的文学”来推动“文学的国语”，何况胡适、陈独秀于创作只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因而在积极鼓吹创作尝试，翻译佳作的同时，只得借重偏师——策划出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
作为有远见的出版家汪原放，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创造性地将中国古典小说分段标点，并由陈独秀一手扶持起来的新文化传播阵地——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多有陈独秀、胡适所写新叙冠之卷首。鼓吹文学革命的新叙，因白话小说而有了形象的载体；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白话小说，因新叙而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被誉为“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书以序传，序以书传，一时洛阳纸贵。
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以年到年共出版古典白话小说十六部：《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官场现行记》、《宋人话本七种》、《醒世姻缘传》、《今古奇观》、《十二楼》。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五四”期间出版的几部名著。
《回忆亚东图书馆》
据年统计，年出版的《水浒》、《儒林外史》都印了四版，分别为一万四千与一万三千部；年出版的《红楼梦》与《西游记》都印了两版，分别七千与五千部；年出版的《三国演义》，当年就印了两版，共五千部。
这一可观数字，无论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在中国出版史上都堪称奇迹，是任何其他出版社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出版界有亚东古典白话小说之效尤者，也有盗版者。这恰恰证明亚东图书实践了胡适们的“哥白尼革命”宣言，实际上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真正推上中国文学正宗的高度，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
八、为新文化运动做白话教本
“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成熟的表现。胡适说：“所以我回国以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弃，只认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
但“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公文定得出来”。于是陈独秀、胡适们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为“白话教本”。胡适说“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13。
胡适还热情洋溢地说：
胡适全集
在科举制度下，居然能有那无数的白话作品出现，功名富贵的引诱居然买不动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政府的权威居然压不住《水浒》、《西游》、《红楼》的产生与流传，这已经是中国史上侥幸又光荣的事了14。
他从宏观与现身说法两个侧面肯定了白话小说在推行白话文史的功绩。他说，从汉魏乐府、唐白话诗禅宗白话散文、五代至宋的白话词、金元白话杂剧，到明清小说，“这五个时期的白话文学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五百年的白话小说。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这些小说的流行便是白话的传播；多卖得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15
而他自己十六七岁时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不少的白话文，他说：“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16。
《实庵自传》
但“五四”之前的白话文学史上只有自然的演进，没有有意识的革命，因而迟缓，甚至时进时退。在陈独秀、胡适之前早就有人在提倡白话。
例如裘廷梁在年的《苏报》上发展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极力主张废文言兴白话，却只是说文言太难，学它太耗时间与精力，损害了其他有用学问的学习，妨碍了社会进步，根本就不敢说作为文学进化的结果，后出的白话实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更谈不上以之为“白话教本”，因而未得成功。
而“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就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了”。“因为是有意的人力促进，故白话文学的运动能在这十年之中收获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绩”17。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物的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在当时则无疑是最好的“白话教本”。因为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不仅有了分段，而且有了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首创。
标点符号之于文章并非可有可无的“缚白菜的草”。陈望道早在年写的《标点之革新》中就说：“文字之标识不完备，则文句之组织经纬时或因之而晦，而歧义随以叠出，而语学浅者，尤非恃此为导莫能索解”，并指出“标点可以神文字之用”。
郭沫若在《正标点》中也曾说：“标点之于言文有同等重要，甚至有时还在其上。言文而无标点，在现今等于人而无眉毛。”18
《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
中国古代虽早有“句读”之学，但毕竟过于简陋；而且即使极其简陋的“句读”也为少数士大夫所垄断，古籍刻本一般不加标点，塾师课徒随教随点，读者边读边点，这就不免人点人殊，有着很大的随意性。
直到“五四”时期，才把推行“新式标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之一提出来。先是《新青年》讨论并于年1月开始试用了“采用西制，稍加厘订”的新式标点，继而是年4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向教育部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到年2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了“议案”，正式颁行新式标点。
从年8月起，上海亚东图书馆陆续出版的汪原放使用新式标点，分段编排的《水浒》等白话小说，则是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汪原放用新式的标点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鲁迅也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19，因而汪原放“对于书的选择及标点的仔细，自有相当的功劳”，“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20。
由于新式标点及分段的施行，使原来“语词、字句、语句等彼此连续不断地写着，一点也没有把他们分离出来”的小说读本，终于条理化、规范化了，令人耳目一新。
《吴组缃小说课》
吴组缃曾回忆他年在芜湖读中学时买亚东本《红楼梦》的情景，他“高小毕业时，借看过石印本《金玉缘》，堆墙挤壁的行款，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胀，似懂非懂。但是极感兴趣。……《红楼梦》就在我心里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平日以往看到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话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看，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我们不只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21。
反对派也把白话小说作为“新文化”来攻击，如林纾就写过两篇小说（《荆书》、《妖梦》）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丑化为禽兽，“以俟鬼诛”。《妖梦》中还写到这些文人新人之“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22。
白话小说当然还不是“新文化”。这在当年陈独秀就明确论断说：“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
《文学革命论》
但陈独秀、胡适以亚东版这种新思想（新序）与新形式（标点）武装起来的中国古典小说，作为白话最形象最通俗的示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中国古典小说虽源远流长，只有到陈独秀、胡适时代才以前所未有的英姿被投入到当代的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之中去。
因而亚东版白话小说，不仅使古典小说焕发了艺术青春，也猛烈地冲突了传统文化，更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文化道路。诚如胡适所言：“中国国语的写定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我们不能不公推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23
九、为文化新人当思想载体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教本”，更充当了陈独秀、胡适等文化新人鼓吹新文化新思想乃至新思维方法的形象载体。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所载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撰诸小说之“新序”，首先传播了一种新的文学概念。如陈独秀在《儒林外史新叙》中将《儒林外史》与传统文学相比而指出：
《文人陈独秀》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呻吟”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水浒新叙》说：
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24。
《红楼梦新叙》说：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25。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或不足为奇，而且可能尚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确是震撼文林的妙论，对更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小说观（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史学分开，从而强化文学自身之审美特性），呼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胡适为亚东版白话小说所作的序更多26，他在科学考证的同时，以新的文学观念，对所叙小说作了重新定义与评价。
如果《西游记》有“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久不朽的大文”。
《吴敬梓传》说：“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的‘锲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尤其是《红楼梦考证》更为有名，他说：
胡适《红楼梦考证》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尽心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正是新文学观念的摧毁力量与建设功能，使胡适以一篇考证颠覆了一个“旧红学”，建立了一个“新红学”，创造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奇迹。
陈独秀、胡适等的小说新序，不止是教育读者如何读小说，更重要的是“充分的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与治学方法，胡适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事例来教人如何思想”27。
他曾以《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定为例说：“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这段故事，我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所以我依这几年逐渐解答这个问题的次序，详细写出来，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
胡适的思维方法与治学方法，归根结底是他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治学方法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取代迷信偏执、空疏无当的中世纪型思维方式”，“确立一种不迷信、不盲从的精神，从而为中国文化的革故鼎新建立方法上的根基”，“以便从根本上使中国文化得到新生。”28
陈独秀墓
以呼唤科学民主著称的陈独秀，在思想方法与治学方法上与胡适虽有差异，但他们振兴新文化运动，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目标是一致。
亚东版白话小说，则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早觉醒的几个文化新人思想的最佳载体。其文化意义实在是极其深刻的。
十、跨世纪的启迪
亚东版白话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为何能如此这般地独领风骚？简而言之，原因有三。
其一，亚东图书馆从创建之初至“五四”运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始终以陈独秀、胡适等文化新人为其灵魂。
早在年春，年青的陈独秀背着一个包裹，拿了一把雨伞，风尘仆仆来到芜湖，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了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安徽俗话报》。
从那时起，陈独秀就与图书社经理汪孟邹——一位“抛剑从商”的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科学图书社里悬挂着陈独秀手书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29。
《安徽俗话报》
正是在这种豪情的驱使下，《俗语报》出了23期，陈独秀又抛下报纸跑去革命了。辛亥革命成功后，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又富有远见地阻止汪孟邹从政，为他策划在上海开个书店，这才有了亚东图书馆的诞生。《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就出自陈独秀之手。
尔后，陈独秀又为之张罗书源，指导选题，乃至招股扩店，他都为汪氏出谋划策。胡适本与汪孟邹为乡谊，年留美归来即加盟以新思维指导亚东图书馆，陈独秀在邀胡适任教北京大学的同时，希望胡适成为亚东图书馆“编译之事”的“柱石”。在陈、胡的指导下，亚东图书馆俨然成了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其二，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能体察时代主流，紧跟进步思潮前进。王子野先生在《回忆亚东图书馆序言》中指出：“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革命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
不止是为陈独秀、胡适出版传播新文化的书籍，在陈独秀几次落难时，汪孟邹总是伸出友谊之手，对陈独秀及其家眷的生活多有救济。汪孟邹与陈独秀的患难之交，一直继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佳话。
其三，作为亚东版白话小说整理、标点的具体操作者汪原放，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办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胡适在他的序言多次言及汪原放的工作精神。《水浒传考证》中说：“汪君对于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
胡适《水浒传考证》
汪原放校读标点的小说有的有长篇的《校读后记》与《句读符号说明》。他们是以一流的工作出一流的书，一部上千页的《水浒传》从标点、校读到付排，印制成书，先后只有八个月，而标点、校读工作只一两个人担任。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版也是同样的高速度。速度这么高，又能保证质量，真不容易，鲁迅曾高度评价亚东版白话小说“大体是有功于作者与读者的”。他还撰文赞扬“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按，此言也绝对了点，还是鲁迅说得准确，云“不免小谬误”），版本中形式也特别优美。所以亚东版白话小说敢于号称为“唯一的好版本”。
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为印成一个好版本的白话小说有时是不惜工本的。胡适在《吴敬梓年谱》前言中说：“我的朋友汪原放近来用我的嘉庆丙子本《儒林外史》标点出来，作为《儒林外史》的第四版，这一番工夫，在时间上和金钱上，都是一大牺牲。他这一点牺牲精神竟使我不能不履行为吴敬梓作新传的旧约了”。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
《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年1月版。
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说：“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年）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年）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新序”。
在《〈醒世姻缘〉考证》中说：“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的《醒世姻缘》，已排好六七年了；他们把清样本留在我家中，年年催我做序，我因为不曾考出这书的作者‘西周生’是谁，所以六七年不能动手做着篇序。我很高兴，这几年之中，材料渐渐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胆解答‘《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谁’的一个难题了”。这真是出版家借重研究家，又促进了研究家之研究的生动例证。
有文化新人陈独秀、胡适的指导与策划，有出版家汪孟邹、汪原放的响应与实施，才有亚东版白话小说这一文化奇迹的产生。
《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与近代学人》
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的文化意义与出版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化建设工程中应如何正确处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继承发扬“五四”运动启蒙精神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科学民主的关系，古籍整理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作家与出版家乃至出版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启迪。
隔世纪的回顾为时尚不算太晚，跨世纪的启迪则尤足珍视。
注释：1、陈独秀《谢无量〈寄会稽山人〉按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民国4年11月15日）。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年2月1日）。3、胡适《五十年来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中华书局年9月版。4、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按，此文由钱玄同化名集新文学运动反对者言论而为之），《新青年》第4卷第3号（年3月）。5、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第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6、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卷首，（上海）学林出版社年11月版。7、黄霖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年5月版下册第41页。8、任公（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黄霖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第28页。9、同②10、《新青年》第2卷第5号（年1月出版）。11、陈独秀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加之“附识”，《新青年》第2卷第5号（年1月出版）。12、陈独秀为钱玄同《致陈独秀》所加之“附识”，《新青年》第2卷第六号（年2月出版）。1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年9月版，第--页。1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中华书局年9月版。16、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页。17、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第7页，岳麓书社年1月版。18、陈望道、郭沫若言论转引自凌远征等著《最新发布标点符号用法例释》第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年7月版。19、鲁迅《忆刘半农君》，见《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年7月版。20、《鲁迅全集》年版第1卷第—页。21、吴组缃《漫谈〈红楼梦〉亚东本、传抄本、续书》，收吴组缃《说稗集》第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22、林纾《妖梦》，收《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页，上海良友印刷图书公司年版。23、亚东图书馆《儒林外史》卷首，年12月1日版。24、亚东图书馆《水浒传》卷首，年版。25、亚东图书馆《红楼梦》卷首，年5月5日版。26、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古典白话小说所作新序，除见相关小说卷首之外，全部收入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年2月版，为省篇幅，不一一加注。27、《胡适作品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第2册第16页。28、王毅《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经验》，《文学评论》年第6期第页。29、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0页。按，此联系从陈“最服膺”的南宋陈同甫语“能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变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