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在古代，小说和戏曲是如何走向文学发展主流地位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文人袁中道为徽商作墓表谓：“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黄金贽而白璧酬，以乞衮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征其懿美不得，顾指染而颖且为屈，相与貌之曰：‘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盖予睹太函、弇州诸集所胪列者，私心厌之。故自予操觚有类此者，辄谢绝，不忍以尘吾籍。今所论著具在，有称‘某为义侠处士者’耶？”
袁中道此言既道出了当时文人收取商人重金为之撰文美化的事实，又借贬低汪道昆、王世贞二人而抬高自己文字的可信度。
其实，他对该墓主的事迹也只是听闻而来，其笔下所录具体真实与否已不可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文人们在撰写碑传墓铭的过程中，其本人内心以及与文友之间所产生的“美饰”与“事实”的拉锯，对他们认识这类文体的文本价值与写作策略显然是有利的。
回过头看，正是因为商人的大量需求，文人作家才在这一体裁上有了反复尝试的机会。文人为商人作传题碑积累的大量创作经验不免会被带到其他应酬之文的撰写中去，至于其效果如何，从他们著述的厚度即可看出。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各类文章合计二千五百余篇，大多“率意应酬”之作，其数量庞大与他的翰林身份以及在史馆的地位有关，而其能得心应手地酬对，想来则与他总是在撰写“碑版之文”不无关系。商人跻身正统文学创作场域中的重要角色，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诗歌中多了文人关于日常交际的抒写、对市井凡夫的刻画、对自我性情的展露，人物书写入传门槛降低，应酬之文大增等等，都是新变化。
虽然商人的介入愈加冲淡了诗文的醇正色彩，诗歌内容愈加缺少宏大气象，应酬散传由此与政论文章相形见绌，但是文人作家对诗文的理解却渐渐不拘一格，变得多元而丰富了起来，正统文坛随之脱离呆板与教条，更加凝聚一股人性而充满活力的气息。
不断壮大的市民群体的审美需要和阅读期待不仅为小说家和戏曲家提供了众多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通过与其中商人阶层的接触，作家们还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市井生活素材。小说关于世态世情的呈现空前繁荣，戏曲亦在此时取得了长足发展。
小说方面明代小说发展到嘉靖至万历朝，进入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世情小说在历史、神魔等若干题材类型的小说中成就尤为显著。
世情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把笔触伸向不为当时正统文学所在意的社会边缘和底层，将一批无名无姓却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绘入历史画廊”，其中蕴含的对“社会现实生活和现实人世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