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批评家戴维·洛奇曾指出，20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交替的摆锤状运动。
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代英国看到许多像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安妮塔·布鲁克纳、威廉·戈尔丁一样的小说家。
他们秉承英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坚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这并不代表他们从未使用实验技巧)描绘当代英国的社会变迁。
然而，A·S·拜厄特却尖锐地指出，比起这些反映当下的小说，历史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才更具有价值和生命力。
能够意识到当代历史小说在英国文坛的复兴，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英国著名学者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也认为回归历史是20世纪末英国历史小说的重要主题。
这意味着历史小说，这一曾经低迷不振的小说文类，在当代英国已经复兴。
英国历史小说的回归引起了学术界对于该文类的重新审视。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学和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当代历史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开始大量观察和分析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书写新特点，而对于其文类属性却并未有过多探讨。
这种现象导致了英国历史小说文类整体性研究的断裂和缺乏。
在我国，对于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不足的，一些权威的史述性著作甚至都没有开辟英国历史小说的专论。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产生有明确的意识，然后才能对文类的历时性流变进行梳理和规整，从而让被割裂的文类演变衔接起来。
为此，我们需要从源头来阐明英国历史小说的萌芽、出现和流行，对“历史小说”一词的内涵进行回顾和整理，为后续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铺垫。
18世纪末：英国历史小说的萌芽在西方，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创作现象自古有之。
古希腊的史诗集英雄的神话故事和人民的世俗生活于一体，讲述了神话时代之后英雄的历史。
最具代表性的《荷马史诗》就是一种将“史”与“诗”相融合来表现历史的文学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森等剧作家热衷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历史。
《亨利六世》(年)、《理查三世》(年)、《西亚努斯的覆灭》(年)以及《卡塔林的阴谋》(年)都是杰出的历史剧作。
17世纪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年)、《复乐园》(年)及《力士参孙》(年)则将诗歌同历史相结合，成为“以诗言史”的绝佳典范。
小说虽然没有戏剧和诗歌的历史那样久远，但其发展变化和流传速度却远胜之。历史同小说的结合其实自小说萌芽之时起就已经存在。
根据有关考证，早至伊莉莎白时期盛行的流浪汉小说，如托马斯·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或杰克·威尔顿的生活》(年)，作家就已经实现了“巧妙地将历史的事实和虚构的时间交织一体”。
然而，此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和虚构交织一体”与“历史小说”是不同的概念。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文类的产生，也暗示着一种系统性、规范化的文类的生成。
司各特小说：英国历史小说的滥觞虽然18世纪末英国已经出现了历史小说的萌芽形态，但此文类小说的创作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且同其它文类关联密切，如哥特式小说、罗曼司等，即文类本身的独立性尚未明确形成。
因此，评论界一般认为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正式生成并初具规模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众多评论家均认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年创作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开创了英国乃至欧洲历史小说的先河。
相比笛福的“历史小说胚胎之作”，或者17世纪“所谓的历史小说”，抑或18世纪将“历史”当做“装饰”成分的哥特式小说，司各特的小说对史料的运用都更为重视，对历史成分的意义探讨也更为深入。
“历史”在小说中不再表面化和浅显化，而是有着重要的内涵和功能。
另外，在小说受众影响力及创作规模上，司各特也较前人更为突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司各特的创作是凭空生成的，它们同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吸收了很多前人如乔叟、莎士比亚、埃奇沃思等人创作的经验。
正如麦斯威尔所说，司各特是一个“伟大综合体”。
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小说的流行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同时也造就了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稳定的社会状况、相对平和的政治环境以及繁荣的经济文化，让人们沉浸在帝国迅速发展的骄傲和对欧洲历史文明进步的极大信心中。
人们抱着对欧洲文明已发展完全的愿景开始醉心于过去史料的研究，不断完善历史资料的细节，开启了“如实直书”的历史学全盛时代。
而历史小说经过司各特的开创，也承此良好的理论背景，开始拥有大批读者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小说领域里的重要文类，进入主流文学圈。
司各特历史小说持续在19世纪中后期发挥巨大的影响。
安德鲁·桑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