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作为一个山西人，理应觉得自豪。可一段时间以来，“煤老板”“暴发户”的有色光环始终萦绕在山西人头顶，文化的自豪感也就越来越弱。近十年来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型发展给山西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质的变化，隐隐有涅槃重生的势头，而专注于文学的我却失望地发现，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文学并没有走上“复兴”的正轨。
且不要与文学强省江苏、浙江相比，GDP投入这一先天营养当然决定了后天的长成；也不要与邻居陕西相比，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作家，以经典作品铸就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厚绵长，人才储备也非常丰富；再比比河南吧，不比不知道，自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开始，河南籍作家柳建伟、周大新、刘震云、李佩甫、李洱五人一届不拉包圆儿，刘庆邦、邵丽、乔叶等鲁迅文学奖得主后劲十足；抛开周边论，找一个西部省份做比较，如宁夏吧，切实地说在张贤亮之前，宁夏的文学空气十分稀薄，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年以来，宁夏作家几乎获得过所有全国文学大奖，这对一个西部省份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文化奇迹。反观山西文学现状，只有张平以一部《抉择》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刘慈欣的《三体》属于严肃文学之外的另一个次元，在此不做过多探讨，近两届鲁迅文学奖山西作者表现亦不佳，“文学晋军”再崛起成为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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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翻翻山西文学史或者中国文学史吧，“文学晋军”在任何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比目前表现得要出色，是除却煤炭之外，山西人最能说得出口的东西之一。山药蛋派——多么辉煌的名字，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又是怎样地镌刻在文学史上；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文学晋军”兵强马壮，代表作家不下十位——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张平、柯云路、李锐、蒋韵、哲夫、钟道新、赵瑜，气势汹汹地摘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项，并引起了大型文学刊物《当代》的评介，“晋军崛起”一词从此横空出世、享誉全国。虽然时代已经急剧变化，文学似乎也在不断降温、“贬值”，但是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同样基础或基础更差的省份文学成绩优异，山西单单落后，怕是还有别的原因吧。
近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