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西安市建国路上一个深宅大院里聚集着一群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硝烟里走出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诗人，还有《延河》月刊创刊时期的老编辑，难免环境略显得沉闷。张艳茜是当时这些人里最年轻、靓丽的女性。她性格开朗，响亮的笑声给破旧的老院子平添了生气，使之生机勃勃，也与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见过张艳茜的人都会用“空谷幽兰”来形容她，她非常有亲和力，哪怕是初来乍到闯错了门的陌生作者，她也会热情、真诚待之。这个三十多年前年轻、靓丽的小说编辑，被陈忠实等前辈老师提携着，一路走来，早已成了陕西著名作家。她以文字方式流露出来的不仅是美好心灵的涓涓溪流，还有很多重要的当代文学史的丰富见证。时下最活跃的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是这么形容她的：读张艳茜，是信文如其人的，其中有一重沧桑，但沧桑了也还天真着对着世间，对他人怀着亲切温暖的善意。
↑年《延河》创刊30周年，新老编辑合影（第三排左二是张艳茜）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
受访嘉宾：张艳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研究员。获过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柳青文学奖以及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季风：疫情发生了将近三年，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涉及每个城市、乡村，甚至严重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有的地方至今还足不出户，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但好处可能就是居家时间多了，让部分人回归到阅读上。触动灵魂的作家，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职业。
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光时刻，也是陕西文学的高峰期，陕西作协里一下子冒出来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几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小说作家。这几位是您的老同事，都特别熟稔，尤其是路遥，您还出版过一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今年是路遥逝世三十周年，您能否谈谈对这位传奇文学作家的最初印象？
张艳茜：我时常感觉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幸运，一是我在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二是在年，也就是中国文学最繁盛时期进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最杰出的陕西作家、评论家，比如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王愚、京夫等人成为同事和邻居。
年我成为《延河》文学期刊小说组编辑的时候，路遥已经从《延河》杂志调到省作协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并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路遥是《延河》杂志的前辈，我当时自卑得不敢和他说话。
我与路遥写作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四合院里，他在修改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会偶尔走出来，短暂休息时会抱起我正在高兴玩耍的女儿亲吻其胳膊，有时候，他也会到我家吃上一顿我做到手艺欠佳的饭菜。
从我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听到最多的就是路遥获得各种奖项的信息，但定格在我心中的，最强烈的就是他一只手拿根黄瓜或大葱，另一只手拿着馒头大口咀嚼的疲惫不堪的形象。他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后有一段短暂的休整期。我家和他办公室所在的四合院，是所剩不多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在正午阳光洒满的时候，路遥常常坐在一把破旧藤椅上闭目养神，享受阳光的温暖，想象一下，这样天天在我眼前出现的，曾经健康的生命突然间从眼前消失了，对活着的人的内心冲击，如同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
与路遥共事的七年时间里，比起他的著名作家身份，我更愿意将他视为一个普通的生命。有一段日子，我恍惚地感觉他还会出现在院子里，依旧沉重而稳步地走着，然后坐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于是我写了很多篇纪念他的文章，我想我写多了，是不是就能将他重新唤回来呢？陕西人民出版社优秀编辑张孔明经过精心策划，选择了我为路遥的苦难人生作传，这也是我蕴蓄内心已久的愿望，所以一拍即合。面对“传主”路遥，我不是旁观者，而是见证者。为路遥作传，我可以将我个人不可言说的隐忧与痛楚，通过手中的笔传递出来。我写出的不仅是关于路遥的纪实性文字，更是我珍藏在记忆和生命里的重要东西。
季风：在西安市建国路上，有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生前公馆，每到周末，游人如潮地去瞻仰参观。而隔壁陕西作协大院，也是那场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另一处遗址，里面某个房子羁押过蒋介石，后来成了作家陈忠实的办公室，是真的吗？
张艳茜：西安市建国路83号在20世纪30年代是“高桂滋公馆”，主人是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国军第84师师长、抗日将领高桂滋将军。建筑分前院、中院和后院。主楼是一座有地下室的西式建筑，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水池。中院是花园，后院由三个四合院组成。房间为实木地板，外部青砖碧瓦、古色古香。每个四合院里都生长着不同的名贵树种。
“高桂滋公馆”的左邻是“张学良公馆”。两座公馆都是“西安事变”旧址，一同见证了中国当时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时刻。年12月12日，高桂滋将军为自己修建的新公馆尚未完全竣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从省府转移过来，软禁在前院的主楼里，待了11天时间。这起改变了中国命运走向的大事件，使这所新公馆成为万众瞩目的地方。年夏天，蒋介石住过的东耳房，成为了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老师的办公室。
↑上世纪90年代的张艳茜和生烟（陈瑞红）
季风：陕西作协院子沾染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文豪的秉性与气质。您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环境？
张艳茜：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成立之前，作协筹委会负责人王汶石带人在西安城多个地方考察选址，最后选定当时门牌号为建国路7号的“高桂滋公馆”。这个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庭院式院落作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被称为陕西省作协的办公场所，聚集了一批从延安走出来的文学家，比如胡采、柯仲平、戈壁舟、余念（玉杲）、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贺鸿钧（贺抒玉）、魏钢焰、胡征、董得理等人。柳青当时在长安县皇甫村，但《延河》杂志创刊时期，他作为终审主编，时常会回到这个院子里。这些“老延安”既会创作，也懂理论，是各方面都有着很高造诣的作家、诗人、编辑家。年轻的王愚发表了几篇评论后，也被“按图索骥”引进到了作协工作。
年“文革”爆发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被迫解散，所有人也被赶了出去，门牌号改为建国路73号。“高桂滋公馆”经历了长达8年不堪回首的时期。主楼的底层成了关押中共西北局“走资派”的地方。年底至年，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各个部门陆续从西安东木头市搬回到建国路上。门牌号改为建国路71号，机关刊物也在年7月恢复为《延河》名称。大门口一边挂着“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白木牌，另一边水泥门框上刻着“延河文学月刊社”的刊名。行政部门在前边院落办公，《延河》编辑部、《小说评论》编辑部以及创联部的办公室则在后面的三个四合院中。
季风：路遥不幸离世后，陕西文坛失去巨擘。陈忠实老师担任了陕西省作协主席后，他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张艳茜：我初进入省作协上班时，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等还担任着领导职务，不过路遥、陈忠实、王愚、白描等人已经开始承担省作协的领导工作了。这些人以前我只在报刊书籍上见过他们的大名，印象中都是不平凡的人，也有种神秘感，但认识后发现他们在生活中都很平常，有着普通人一样的情感，高兴时会开怀大笑，激动时亦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大街上如果不点破身份，很难让人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联系在一起。
在日渐破旧的老房子里，他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足球，也谈论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上，伏向漆面斑驳的写字台。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大不一般了。他们睿智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逐渐被放大、丰满着，为读者制造着阅读盛宴。于是，今天这个作家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作品出版获得好评了，令人兴奋的讯息会接二连三地在院子里传播着。
然而，院子里相继盛开的腊梅、紫荆、丁香和海棠树，也难掩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衰败，白蚁蛀蚀了屋梁木框，每逢下大雨时，墙裂屋漏、顶棚脱落的情景便时有发生。陈忠实老师以前的办公室，就是在年夏天的一场大雨后成为危房的。
陈忠实老师在担任省作协主席时，首先想到的是改善作协机关办公条件。他用自己的著作《白鹿原》作为见面礼，奔波于省上有关部门，去见主管领导。报、批、要钱等施工诸事繁琐而困难重重，他却样样事都操心。热脸冷脸，他都看到了。一边敷衍着他，一边给他大谈文学的人，他也忍受了。所幸奔波最终有了结果，项目和部分资金得到了落实。年之后，除“高桂滋公馆”前院的主楼和喷水池保留下来，后面的三个四合院全部拆除，要在原地上盖办公大楼。那些名贵树种被砍掉了，但大楼却因一时资金不到位，让后院荒芜了好长时间，杂草丛生。年到年，“高桂滋公馆”主楼中间的房子被隔成了六个隔挡，《延河》《小说评论》编辑部和创联部被安置在这里。东侧耳房是陈忠实老师的办公室，我们进进出出经常见面。冬季时，他也和我们一样，会生起蜂窝煤炉取暖，有时见到他被煤灰充鼻，或者面颊上不小心带着一片煤黑从面前走过。下班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回家的巷子，进同一栋的家属楼。年，办公大楼矗立在原来三个老式四合院的位置上。但曾经带给大家含蓄、内敛、欢快、健康又温情脉脉的记忆以及文学春天般的温馨舒畅日子，仿佛也随着那三个老式的四合院一同消失了。
年4月29日，陈老师噩耗传来的那个上午，我赶往建国路的省作协单位，希望在“高桂滋公馆”主楼为他布置吊唁厅。年11月17日路遥去世时，我和省作协的所有工作人员，就曾在省作协大院参与了路遥的丧仪工作，剪裁、折叠白花，布置吊唁厅，摆挂挽幛和挽联花圈，接待前来吊唁的四方朋友、八方读者……我虽然调离了省作协，但仍希望为陈忠实老师做这最后的事情，但被告知这些工作都由专业人士负责，无需其他人帮忙。
我当时落寞得站立了许久，茫然地望向旁边的东耳房，时过境迁，那间房子早换了主人，没有了他的气息。但我知道因为陈忠实老师，还会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里。
↑张艳茜（左一）和同班同学
季风：您大学毕业待分配时，正是内地文学热的年代，社会上年轻人处处热烈兴奋地谈论、交流着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有些单位还会邀请知名作家来作报告，为文学青年指导写作。您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做小说编辑的吗？
张艳茜：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并且是年轻人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作品发表后都会让他身价倍增，从此改变了命运。因文学而改变个人命运的大有人在，与文学相关的人和事被崇仰着、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从年起，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当时的征婚广告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被当成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其影响力和发行量之大，永远是后来的印刷品无法企及的。
年7月，我作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正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某天中午，提前留校的同班同学透露消息给我说，晚上省作协《延河》主编一行人要来中文系与班上同学座谈，目的是为杂志选编辑。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当作家的料，我并没有在意这件事，自我感觉比较适合去高校做名教师。刚巧也有几所高校的用人指标，我还来到了其中的一所，悄悄在校园里走了一遭，就像提前侦察环境一样。
主编白描率领几位编辑来与我们班同学座谈时，我和其他女生负责为他们端茶倒水。我坐的位置在白描的身后，根本没有打算发言，于是静静地听同学们侃侃而谈。没想到白描突然一转身，看着我说：“请这位女同学谈谈对《延河》月刊社的认识。”我愣怔了片刻，不知该说什么，着急涨红了脸时，也随即有了问题问他：“《延河》的编辑是怎样对待普通作者投稿的？”座谈会后，我被告知西大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两方商定，将我分配到省作协《延河》做编辑工作。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我的那个幼稚问题让我在《延河》杂志看了二十多年普通作者来稿，也写了二十多年的退稿信。
来源：阳光报文字整理/季风图片提供/张艳茜
编辑：崔宁
审核：范启彬李小凤
终审：韩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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