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长篇小说《民谣》问世之前，王尧已经在多重身份之间“行走”得游刃有余：
作为学者，他是苏州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散文家，他在多种报刊发表专栏，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作为批评家，他直面文学创作的问题与现实，提出“新小说革命”，引发文学界的讨论……《民谣》出版以后，更是让读者看到“作家”王尧身上的多种可能性。
身份跨界下，王尧的“多栖写作”赋予了作品什么样的特点？如何评价他首次转型书写的小说《民谣》？11月13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南京举办研讨会。40多位文学研究专家齐聚，围绕“创作与批评”这对相互依存的文学共生体，对此展开探讨。
创作与批评，“多栖”文学家借村庄日常介入历史
“王尧是一位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的作家”，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开场发言道，从年开设“纸上的知识分子”专栏，到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出版，“王尧的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想同频共生，两者互为补充，结下的成果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宝藏。”
创作《民谣》，王尧准备了二十余年，连他自己都认为：“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灵感萌发已久，过两年写几段，遇到写作“困境”，便停下来。直到久违的写作冲动再起，他决定放下其它写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这幢“烂尾楼”。
故事采用回忆式书写，利用苏北水乡少年王厚平的视角，追溯起年代发生在一个村庄身上的世事沧桑。
这是一名少年的成长精神史，也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史。出生于年的王尧曾在后记中如此形容自己的这次创作：“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部作品的特点，“一个是乡土，一个是历史，一个是自我。”王尧把他对人伦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认识，融入到对村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基于乡村大队的生产和乡邻的交际等当时平凡如常的日子，构建出小说文本。
许多读者看完书后，以为故事中的少年就是王尧本人。但王尧否定道：“少年不是我，这部小说也不是我的自传。我读自己的初稿时，最初的感觉那个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
《民谣》采用的是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相糅合的叙事方法，记忆是“半虚构”的记忆，“我”是亲历者、旁观者、研究者，既抒情又批判，在与过去的“对话”中追问和反思历史。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表示《民谣》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的魅力在于审美趣味上的错位感，“王尧是优秀的评论家和学者，长期研究和撰写散文，所以哪怕是突然开始写小说，但语言始终保持着散文写作的魅力。”
比如说题记写着：“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垫在屁股下。”
再比如开头写道：“河流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名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儿。”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说，距离《民谣》出版已经一年多，这一年来，文学界对《民谣》的评论几乎没有停止，同时它也在摘得诸多文学奖项的桂冠。能够进入大家的视野，在于其独特的历史介入方式，“小说所处的年代正位于重要的历史阶段，对这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叙述。而王尧《民谣》的叙事是漫不经心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和故事，那并不是置身度外的冷漠，而是经历了风雨后的淡然。”
新锐小说家，处理记忆和历史的关系
年10月，王尧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提出了新“小说革命”，他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在范式上“有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之后，首部长篇小说《民谣》发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一命题的“实践”回答。
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以《民谣》为例，提出王尧的文学写作特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特殊时期非人性行为的批判，这反向证明了他对人类美好感情的肯定；其二重视语言之美，对艺术创作细致讲究；其三是侧重于以思考和批判精神看待过往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将王尧称作“跨学科的高手”，文学创作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知识体系，展现了宽阔的视野和巨大的开放性，他的写作再次体现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必要设置边界，自我束缚。”
谈论王尧的文学研究，就不得不提他对汪曾祺作品的品读。年，他凭借评论作品《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鲁迅文学奖。授奖词写道：王尧的文章“在重新打开汪曾祺的意义空间的同时，也为当代作家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镜鉴。”
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认为，王尧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创建方法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启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