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8月12日，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Rushdi）在纽约州的一个活动上遇刺，医院治疗，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仍在康复之中。他伤势严重，据其文学经纪人安德鲁·威利（AndrwWyli）透露，鲁西迪身上一共有10处刀伤，处在脖子，处在胃部，右眼、胸部与大腿各有1处伤口，肝脏、手部及右眼的神经均受到损伤，右眼有失明可能。
纽约州警方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袭击，行凶者是2岁的哈迪·马塔尔（HadiMatar）。马塔尔日前在监狱里接受了《纽约邮报》（thNwYorkPost）的采访，他很惊讶鲁西迪没有死于自己的刺杀。他从年冬天的一条推文中最早得知了鲁西迪将在这一活动露面的消息。“我不喜欢鲁西迪，我觉得他不是好人，他攻击了伊斯兰教。”马塔尔同时表达了对伊朗原宗教及政治领袖霍梅尼的尊敬，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agratprson”），但他否认此次袭击与霍梅尼年因小说《撒旦诗篇》（ThSatanicVrss）对鲁西迪发出的追杀令有关。在采访中马塔尔还说，他看过《撒旦诗篇》，读了几页（“acouplpags”）。
鲁西迪遇刺现场
《撒旦诗篇》最早出版于年，因包含涉及伊斯兰教及穆罕默德的一些内容，鲁西迪性命堪忧，这一可怕现实一方面使得他长久生活于死亡威胁之中，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这部小说自身——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形容的那样，“丑闻先于小说书铺天盖地而来”，而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是“致命的”，似乎“在这生死攸关的情形中，再谈什么艺术就有点无聊了”。
作为思考与分析存在的文学批评消失了，让位给匆匆忙忙又热热闹闹的新闻报道。文艺界内部面对《撒旦诗篇》的态度体现出了某种“神奇的一致的势利”。昆德拉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
他们决定这一次要抵制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一个简单的引起轰动的东西。他们在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却风度优雅地、带着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说：“他的书？噢，不！噢，不！我没读过。”……没有人还在怀疑鲁西迪攻击了伊斯兰教，因为满世界只有指控是真实的，而小说的文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再存在了。
昆德拉说的不仅仅是鲁西迪和《撒旦诗篇》，也是当下小说文体在欧洲面对的根本性困境，即“欧洲这个‘小说的社会’抛弃了自己”。他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写到，“最可悲的倒并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出于一种残酷的、却又前后一致的逻辑），而是欧洲在保卫和解释（耐心地向它自己，也向别人解释）最典型的欧洲艺术——小说艺术——时的无能为力。”他在历史的维度里观看小说与他的作者，著名讽刺小说《巨人传》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曾受到索邦神学院的威胁迫害，而那个时代依然有许多人物在为拉伯雷提供保护，“他们想保卫原则吗？保卫言论自由吗？保卫人权吗？他们行为的动机比这还要更好，他们热爱文学和艺术，”昆德拉说。
《被背叛的遗嘱》[捷克]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6
另一方面，昆德拉认为，欧洲小说如今已不只诞生于欧洲，“小说史在它的发展之线上一个接一个地唤醒着欧洲的不同地区，认可它们各具的特异性，同时把它们纳入一个共同的欧洲意识之中，”鲁西迪的被忽略文学价值的《撒旦诗篇》，也正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活力所在。
《被背叛的遗嘱》（节选）
撰文
[捷克]米兰·昆德拉
翻译
余中先
01在基本原则的阴影下
自从一九八〇年的《午夜的孩子》获得当时的一致赞誉以来，英语文学界中没有人否认拉什迪已成为今天最有才能的作家之一。一九八八年九月以英文出版的《撒旦诗篇》照样引起人们对大作家应有的重视。小说获得好评，没有人能预料到几个月以后将刮来的暴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以渎圣罪判处拉什迪（同指SalmanRushdi，本文统一采取“拉什迪”译法——编注）死刑，并派杀手四处追杀他，人们看不到这场猎捕几时才能终止。
这一切发生在作品被译成外国文字之前。在英语世界之外，丑闻先于小说书铺天盖地而来。在法国，新闻界立即发表了尚未出译本的小说的一些段落，并将判决理由公之于众。没有比这更正常的行为了，但是，对一部小说而言，它却是致命的。由于仅仅介绍了被指控的段落，从一开始起，人们就把这部艺术作品变成了简单的罪证。
我决不诽谤文学批评。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缺席遭批更糟的事了。我说的是作为思考与分析的文学批评；是懂得应该反复阅读欲评作品的文学批评（就像一部音乐大作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反复聆听那样，小说大作也是为人们反复阅读的）；是对当前杂色纷呈的世事置若罔闻，而一心争论一年前、三十年前、三百年前诞生的作品的文学批评；是试图抓住一部作品的新鲜之处并将它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的文学批评。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没有它，一切作品就会在经受随意的评判之后迅速地被人遗忘。拉什迪的遭遇表明（假如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一种思考今天已经不再时兴。文学批评已被物的力量，被社会与新闻业的进化不知不觉地、直截了当地变成一种简单的（常常是灵敏的，总是匆匆忙忙的）有关文学现状的信息。
拉什迪与《撒旦诗篇》
就《撒旦诗篇》而言，文学的现状就是一个作家被判处死刑。在这生死攸关的情形中，再谈什么艺术就有点无聊了。当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时，艺术又代表什么呢？在全世界，所有的评注都集中在原则的判断上：言论自由；必要的辩护权（事实上，已经有人在保卫这一权利，有人提抗议，有人在倡议上签字）；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但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者是否有道德权利渎神并由此伤害教徒的心？还有这一疑问：拉什迪攻击伊斯兰教是不是仅仅为了哗众取宠，为了把他无法卒读的书推销出去？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沙龙来客几乎以神奇的一致（全世界都一样，我注意到相同的反应）势利地对这部小说大摆架子。他们决定这一次要抵制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一个简单的引起轰动的东西。他们在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却风度优雅地、带着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说：“他的书？噢，不！噢，不！我没读过。”政客们利用他们并不喜欢的小说家的这一奇怪的“失宠状态”。我决忘不了他们那时表明的德行满满的公正不偏：“我们谴责霍梅尼的判决，言论自由对我们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同样要谴责对宗教信仰的这种攻击，它是不恰当的、可悲的，它伤害了人民的心。”
对了，没有人还在怀疑拉什迪攻击了伊斯兰教，因为满世界只有指控是真实的，而小说的文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再存在了。
02三个时代的碰撞
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情景：从出身讲，拉什迪属于穆斯林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现代社会之前的生活中。而他在已处于现代，或更确切地说处于这一时代之末的欧洲写他的书。
伊朗的伊斯兰教目前渐渐脱离了宗教的节制宽容而转向战斗的神权政治，小说的历史也一样，随着拉什迪，它已从托马斯·曼的和蔼而博学的微笑，转到了从重新发现的拉伯雷式的幽默中汲取来的任意驰骋的想象。鲜明的反衬集于一体并推至极端。
拉伯雷《巨人传》插图（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