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谈小说

随手写简单的评论，为了复盘和更好得输入，并不是为了教别人什么。读完书后在纸上潦草列了一个大纲，然后哐哧哐哧写。有很多不足之处，欢迎大家后台留言指出，我看到一定回，我没回一定是没看到。

笛卡尔之后，理性主义盛张，人类用科学与逻辑厘定一切，解释一切，从各式各样的科学现象中抽演出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并进一步推之为真理。然而小说展现了惟一、绝对真理的背面，一个为人类所轻视，或说遗忘的存在：世界的相对性与暧昧性。“上帝看到思考的人就发笑”，因为笑人抓不住真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具有相异性，人本身也无法同想象中的自己一样，人失去对真理的确信，并发现了自身与他人的相异性，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才最终成为了独立的个体。

信仰上帝，服膺于一个绝对真理的堂吉诃德出走家门后之所以不断碰壁，在昆德拉看来，是因为他的惟一信仰无法囊括现实生活中的多重真理。二者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制造出一种滑稽的张力。福楼拜在小说中发现了“愚蠢”，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始终伴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毫无疑问，理性主义使人类面对自然、宇宙时，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一种绝对主宰的姿态，然而最终却反被科技所钳制，被异化，人逐渐忘记自我存在的本质。而小说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得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反观自照的途径，成为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探寻。塞万提斯与笛卡尔，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因其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两面性——理性与非理性。堂吉诃德到卡夫卡，小说主人公的视野不断收缩，或说向内转。堂吉诃德时代，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漫游；到巴尔扎克，人们的视野为现代建筑所遮蔽，然而冒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着；到福楼拜笔下的爱玛，视野更加狭窄，她只能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遥望冒险生活的一角，实际的行动为精神畅想，或说幻想取代，人心灵生活的重量增加了；最终，心灵的幻想在K的乡村探险中却完全失效，人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统治，暴露出非理性的一面。

然而小说这种对存在可能的探寻，并不意味着小说是一种对生活的”介入“（“介入”就意味着其背后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亦或是政治寓言，历史洞见。小说的存在，有其无可替代的独立性，它绝不依附于历史或哲学，反而可以以其自身的无限，容纳历史与哲学，通过”多元历史主义“的方式，探究人的存在处境。

米兰·昆德拉在书中提及自己处理历史的几种原则：一是尽量简化历史，二是将历史视为人物活动的舞台背景，三是历史并非是社会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四是将整个历史也视为一种处境。举例来说，俄国历史上的暴动者普加乔夫，在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被演绎成一个有情义的起义者，说明小说本身就是“反历史叙事”的存在。

昆德拉也否决了小说为政治寓言的目的，为政治背书，本就与小说探寻存在的特性相悖，因为这种存在的可能性指向未来之维，而有意驳斥某种意识形态或宣扬意识形态的小说都指向过去历史的不断重复中，也正是在这种重复中，小说的诗性与智慧消磨殆尽。那么卡夫卡的小说，可以被视作政治寓言吗？昆德拉的答案是否定的。卡夫卡的小说创作并非源自对宏大社会现象的观察、提炼与概括，反而出自于他在两重社会身份里的亲身体验，一是微观家庭，众所周知卡夫卡在家庭生活中，一直受到父亲权威的压迫；二是微观的社会实践，即办公室里僵化、服从的小公务员生活。因此卡夫卡式的小说不同于《一九八四》，它完全体现了小说在探索人的存在境遇的自主性，他的观察非为对未来一闪而过的窥伺，而是具有一种不变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出之于人本身含有的悖论。

从方法论角度看，昆德拉指出小说对存在境遇的探索，首先在于为小说确立一个本体论假设。在布洛赫的《梦游者》那里，这种本体论假设是迭代的价值贬值，神权跌落，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权利，而世俗的权利最终又为一种无法用是非善恶确定价值标准的非理性取代，这种非理性体现为超越因果、混淆与象征。从昆德拉的小说写作实践来看，他对于存在境遇的可能性探寻，是致力于确立一个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不同维度的思考，各条线相互平等，整体上又统摄于一个主题下，具有不可分割性。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以作家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对于小说的理解，以真挚而毫不枯涩的语言，凝结了厚重的思想。现实给人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历史的车轮在眼前驶过，我们都知道那终点绝非一个美丽乌托邦，而是不断地向下坠落，坠入一个无法用目光丈量的黑暗中。然而我们却仍有一个精神之隅可以守护，良知、尊严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