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完全是小说体的史传。唐代传奇作家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史家，更是为传奇输入了史的血液。唐代李公佐的《谢小娥传》，甚至被《新唐书》编入《列女传》，可见它们并不被当作小说，而是归入史传。小说的功能既然在补正史之不足，因此它们也跟史传一样，讲求实录。史传文学讲求实录，这是史官的职责与功能。小说也尽量宣明自己具有这种特质。
《搜神记》多神怪灵异之事，但干宝在《序言》中一再声明他的创作或考先籍，或收遗轶，哪怕所载灵怪，也要确实可稽，也须属真。刘知幾在论述正史与小说的关系时，也认为小说具有实录的特点。他把小说分为十类，认为都属“史之杂名”，这些，都说明在实录的原则上，小说也总是向史传看齐的。先秦两汉史传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劝惩。我们看到小说的人物多是善恶分明的，像戏剧舞台上一样。中国古代小说始终与“史”保持着难舍难离的关系，前者总是极力向后者靠拢。
所以，像评价诗歌一样，能达到“史”的水平被称为“诗史”的诗歌，则是最高的评价，在对小说进行评价的时候，明清的小说家或小说批评家，多将演绎历史的小说当作纪实的历史，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时也提醒读者：“读《列国志》，全要把它作正史看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每篇末都模仿“太史公曰”加上个“异史氏曰”的赞语，也是表示自己著作的史的性质。历史家们，仅次于说话人，为中国小说的创造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背景。”
史传文学中的小说因素
作为小说，它要求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环境和矛盾冲突，允许虚构和想象，具有戏剧化的场面，等等。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所必需的上述诸多要素，在史传文学中已大都粗具雏形。《史记》的人物性格则更加鲜明，至于戏剧性的冲突和场面描写，刘邦要戚夫人“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一节，完全不必再进行艺术加工，就可当作小说看待。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左传》中的“齐襄公射大豕”、“晋侯梦大厉”、“崔杼弑齐庄公”，《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郑袖劓美人鼻”、“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史记》中的“鸿门宴”、“周亚夫军细柳”、“孙武训宫女”、“田单火牛阵”等章节，以至整篇的如《吕后本纪》、《魏其侯武安侯列传》，等等。
表现方法与题材方面的影响
史传文学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后代的小说。孙著指出，第一，中国古典小说大多采用了史传的叙事形式和结构，作者在结构作品、组织材料时，基本上按照历史著作的格式来进行。作为编年体的《左传》，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系事是其形式上的基本特征。第二，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创作的题材。作者常习惯于将各朝各代的历史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或把一些虚构的情节，也常常被包装上历史人物的外衣，或者将虚构的主人公置于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中。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以“史”或“传”或“演义”命名的特别多。第三，李少雍在《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中，则从体裁结构、故事情节、描写方法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史记》对后代小说的影响。李少雍的论述非常详备而且中肯。我们再从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看史传文学的影响。
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题材多取一人之行事，以一人为中心，依时序记载，通过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片断描写，从一个侧面展示社会生活。从它们的结构形式来说，显然是纪传体式的短篇小说。像《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可以说像《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六朝志怪小说，不免志怪；小说家志怪，可补史籍之缺。唐代传奇，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同样非常深刻。任氏为犬所毙，有概述，有场景描写，记事语言，穿插其间。
在古时的结撰方面，唐传奇既要显示其实录的一面，明清的长篇小说，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史传文学中吸取养料。加以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从《列国志传》变为《东周列国志》，是不断向史传靠拢的过程。我国古典小说在题材方面大多取材于历史，以历史故事作为它们的骨干。
前者也注重以战争刻画人物形象，致力于揭示战争的胜负因素，精心地描写人物的政治远见、精神状态和斗争智慧，从战争描写中塑造人物形象。有的章节，如《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从叙述的结构、战前形势的分析、战略战术的运用，到重大场面的描述、人物的刻画，都可以看到《左传》战争描写的遗痕。史传文学战争描写的一些具体手法，甚至一些细节，也融入了后代小说之中。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国伐郑，郑以“空城计”御敌，化作了诸葛亮的妙计；《僖公二十八年》晋栾枝“使舆曳柴为伪遁”之计，也成了张飞长坂坡的妙招；《隋唐演义》中雄阔海手托城门让诸将逃出细节，与《左传·襄公十年》孔丘之父诹人纥高举悬门的细节无异。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史传文学对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