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恐怕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实体她的庞大和复杂使亲身体验到她的存在的日本人也只能触摸到她的一个微小的局部因而她的整体形象无法建立在某一个人经验的基拙上。日本人的“中国”来源于日本人对中国的叙事。这些叙事既包括在普遍意义上属于虚构叙事文学范畴的小说和叙事诗，也包括那些被以为是纪实、而实际上仍包含了由于对“真实”的人为的取舍和改写而不经意造成虚构的游记、报道等。这些数量庞大的叙事来源于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由此形成的千差万别的叙事策略，因而彼此之间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使构建于其基拙之上的中国形象变幻不定。
由叙事建构的中国形象有时会取代真实的中国而成为中国认识的主体，它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意识形态特征的叙事的产物，但是它的文学特征并不因它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减弱。中国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一个意识形态形象的同时更是一个文学的形象。
明治年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年明治维新之后，在德川幕府统治下闭关锁国达两个半世纪的日本打开了国门正处在清王朝统治末期的分崩离析的中国暴露在日本人面前。这是日本人与分别了两百多年的中国的再度相逢。日本人一时之间还难以将记忆中强盛的古中华帝国和今天这个衰败腐朽的国家街接起来。中国的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在明治年代〔一)初期日本文学正如整个日本社会一样埋头于“西洋化”。强烈的改变自身落后状态的愿望和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向往使象征着过去和传统的日本国学、汉学一起成为被人们急于蜕去的旧壳。日本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学生时代依然在学堂里用假名注释诵读从遥远的古代就流传到日本的汉语经典文本那情景如同中国的五四新青年学习四书五经一样是一种带有叛逆心理的学习带着对另一种显然更能代表新时代的文明的向往。盲目西化的大潮一时间席卷了整个日本。
但是物极必反对西欧近代文明的极力效仿在明治20年代达到高峰之后，头脑冷静下来的日本知识界开始了对古典的回归。日本文坛上以“砚友社”为中心的拟古典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拟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是对以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的元禄文学的推崇但其中与“现友社”中心人物尾崎红叶平分秋色的幸田露伴(一)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