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诗人对伍子胥形象的接受研究
一
《伍子胥列传》在《史记》中是非常特殊的一篇，它以伍子胥忍辱复仇为主题，以吴国为中心写了几十年中各国勾心斗角、权谋谲诈的历史。篇中的密室密谋、小人进谗、贤人遭诛、诸国争霸等曲折情节的描写，可谓波澜壮阔、险象环生、引人入胜。此传以伍子胥复仇为主线，牵连起了一个又一个复仇的故事。明代凌约言说：“伍子胥不忘郢也，故一传中叙夫差，复父仇也；虽伯噽，亦复祖仇也；申包胥，复君仇也；越王，复己仇也；白公，复父仇也，此叙事之微也。”[1]明代文学家钟惺说：“以伍子胥报父仇为主，而郧公于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贱一父仇也，白公于郑、于子西，一父仇也，不期而会，不谋而合，穿插凑泊，若相应，若不相应，觉一篇中冤对债主杀机鬼气头头相值，读之毛竖，人生真不原见此境也。”[2]这里从文学的角度谈了阅读《伍子胥列传》的独特感受。钟惺读历史传记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所有的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特殊魅力。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史记》都是一部伟大的巨著，真可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因此，鲁迅先生才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3]。
近人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的分析更为深刻：“《伍子胥传》以赞中‘怨毒’二字为主，是一篇极深刻、极阴惨文字。子胥之所以能报怨者，只在‘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偏于其父口中带出，正见知子莫如父也。而又述费无忌之言曰‘伍奢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述其兄尚之言曰：‘汝能报杀父之仇。’述公子光之言曰：‘彼欲自报其仇耳。’述楚申包胥之言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一路写来，都是形容其‘怨毒’之深。”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将本篇伍子胥的惨痛遭遇与司马迁的不幸联系起来，“又因子胥之报怨，带出郧公弟之怨，吴阖闾之怨，白公胜之怨，以作点缀；而太史公满腹怨意，亦借题发挥，洋溢于纸上，不可磨灭矣。以伤心人写伤心事，那能不十分出色！”[4]许多学者指出，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当中，尤其是悲剧人物的创作当中，往往借他人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像李广、屈原、贾谊等都是如此，伍子胥实际上正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形象，司马迁对伍子胥无一贬词，几乎全是正面的肯定与歌颂，也许在伍子胥的身上正寄托了司马迁期望复仇的难言的痛苦与虚幻的快意。
后来，汉代出现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在《史记》的基础上，作了更为具体详细的阐发，比如渡江、乞食二事，通过渔夫、击絮女甘于牺牲的行为强化了伍子胥命运的坎坷、复仇的执着以及悲剧英雄的一面。在《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几部著作的基础上，一个相对完整、具体、复杂的故事建立起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美女与权臣、阴谋加阳谋、明君与昏君、忠臣与佞臣，人性的善与恶，等等，包含着丰满人物形象的吴越争霸的复杂故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浓重一笔，围绕着权谋谲诈展开的复杂曲折的斗争，成为后世戏剧、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
中国作为诗的国度，历史人物伍子胥变成了文学人物伍子胥，上至朝臣大夫，下至草民百姓，尤其是在江浙区域，祭祀伍子胥的祠堂、庙宇多见，伍子胥形象成为文学创作和民间传说的一大主角，也成为鬼神崇拜的标范。
二
毫无疑问，伍子胥是一个非常复杂、极具争议性的特殊人物。对楚国而言，他背君叛国、雇凶杀王；对吴国而言，又忠于吴国、忠心不二，他与吴败楚、怒鞭王尸，又对夫差忠心耿耿、以死效忠。有人说他是小人，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固执守旧，不懂灵活变通，有人说他牢骚郁愤，以致丧失理智，对他的经历和遭遇，人们多报之以同情叹惋，对他的执着复仇精神，有的肯定赞美，有的批评指责。然而这么多矛盾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奇妙也很发人深思的事情。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五千年诗歌历史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历史人物的诗篇，与伍子胥有关的诗歌也非常多见。现在所发现的最早歌咏伍子胥的诗歌应该出自与伍子胥同为楚国人的屈原笔下的《悲回风》，该诗大致作于自沉汨罗前不远，诗歌抒写了作者遭受邪恶势力的打击、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哀，“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5]。在屈原的笔下，伍子胥与彭咸、介子推、伯夷等古代遭遇不公的贤人同列，说明在屈原的心目中，伍子胥是被褒扬、被同情的人物。但这首诗里的伍子胥并非主角，只是用来抒发个人悲愤郁闷情感的凭借，不在本文研究之类。这以后歌咏伍子胥的诗歌，代不乏有。就本人搜检结果来看，约有一百首诗歌（含词），笔者就这些诗歌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希望能有抛砖引玉之效。
从时代分布来说，有关诗歌主要集中在唐宋明清四个时期，其他时代零星散见。南朝有梁鲍机《伍子胥》、简文帝《伍子胥庙》二首。金代有密璹《过胥相墓》一首，元代有赵良庆《题伍牙山子胥庙》、方行《登子胥庙因观钱塘江潮》（又题《子胥廟觀潮》）二首。
唐诗作为唐代的一代之文学，在唐人的笔下，几乎所有题材都写尽了，历史人物自然也在歌咏之列；而且唐代文人喜欢游历，安史之乱后，南方安定，文人多有游历东南的经历，因此有关诗歌出现较多。有李白《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万愤词投魏郎中》《行路难（三首其三）》三首、白居易《杂兴三首》（其三）、殷尧藩《吴宫》、周昙《春秋战国门·夫差》、徐凝《題伍胥廟》、杜牧《吴宫词二首》（其二）、许浑《姑苏怀古》、胡曾《咏史诗·吴江》《咏史诗·柏举》、罗隐《青山庙》《送王使君赴苏台》、陆龟蒙《奉和袭美馆娃宫怀古次韵》、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其四）、张祜《哭汴州陆大夫》、常雅《题伍相庙》《胥山伍员庙》等十八首。
宋诗与唐诗相比，呈现出突出的以文为诗、为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时代特征。与唐代相比，有关诗歌明显增多。有范仲淹《苏州十咏其八·伍相庙》《和运使舍人观潮》、梅尧臣《宣州杂诗二十首》（伍员奔吴日）、苏轼《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蔡沈《胥村》、释文珦《读伍子胥史事》、强至《题吴山伍子胥祠》、王禹偁《伍子胥庙》（又题《胥山忠清庙》）、王令《过伍子胥庙》、李廌《伍子胥庙》、周邦彦《楚平王庙》、辛弃疾《摸鱼儿》（望飞来）、史达祖《满江红》、董颖《薄媚》、陈普《夫差伍员》、鲍寿孙《伍子胥庙》、连文凤《伍相公库存丁亥被燬》、周南《伍相庙》《又题伍相庙》、释行海的《胥山》、释智圆《吴山庙诗》《湖西杂感诗》、释善珍的《吴歌》、释智愚《海首座号怒涛》、曹既明《胥山庙》同题三首、张尧同《嘉禾百咏胥山》、黄庚《子胥庙》、陈杰《题子胥庙》、赵元清《题江湖伟观》、程师孟《入涌泉道中》、李覯《闻喜鹊》、刘黻《钱塘观潮》、陆游《杂感十首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为韵》、王朝佐《贞义女祠》、胡元质《吴江怀古》、楼钥《次韵十绝读书》、刘寅《三高祠》、文天祥《真州杂赋》等三十九首。
明清时期，狭义的江南即今苏南、浙江东北部平原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有关诗歌在明清时期都有较多发现。明代有刘基的《感怀三十一首》（其第二十九）和《招隐》、高启《伍公庙》《吊伍子胥辞》《谒伍相祠》，皇甫汸《谒伍相祠》、皇甫涍《谒伍子胥庙》、沈九如《伍公庙》、徐繗《谒伍相祠》、徐渭《伍公庙》（又题《伍公祠》）、陈汝言《姑苏钱塘怀古诗次韵》、张岱《伍相国祠》、解缙《题吴山伍子胥庙》、祝允明《漂母祠》、唐寅《题伍子胥庙壁》、陈鸣鹤《伍相祠》、薛蕙《行路难》、程嘉燧《伍相废祠》等十八首。
清时的有关诗歌有吴伟业《伍员》、王章《过昭关作辞剑行》、王士祯《伍子胥》、王摅《谒伍相国祠》、方殿元《伍子胥》、秦松龄《伍相国祠》、周斯盛《伍员》、王锡《伍公庙》、许志进《伍相祠》、袁枚《伍员墓》、畹荃《伍相祠》、谢鸿《谒伍相国祠》、严可均《伍子胥庙》、秦鸿甲《题闾江伍相祠》、范仕义《谒伍大夫祠》等十五首。
当然，受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有关诗歌肯定远不止此，尤其是清代有关诗歌数量应远不止此。通过简单统计可以知道，唐代18首，宋代39首，明代18首，清代15首，其他朝代5首，有关伍子胥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唐、宋、明、清四个时期。有关诗歌在时代上如此分布，与朝代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密切关系。对于唐宋明清这四个时期的有关诗作，后文将作出具体分析。
三
从伍子胥生活的时代一直到南朝，有关伍子胥的诗歌极少。究其因，一个是当时的诗歌创作不很发达，咏史诗就为更少见，左思《咏史》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再一个由于受到印刷、出版、传播等技术、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史记》等书的流传范围很窄，很多人没有机会读到大部头著作典籍。其实直到北宋时期，连大文豪苏轼都感叹“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6]，一般人更是难以阅读到《史记》。又加之中国一直到唐代的安史之乱，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直处于黄河中游及北方中原地区，南方的吴越地区被视为蛮夷之地，属于未开化地区，伍子胥的故事恰恰发生在这个地区。也正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江浙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江南地区社会安定，风物宜人，成为了文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流连忘返之地。
唐代的有关诗歌，除了李白的诗歌作于盛唐时期，其他诗歌皆作于中晚唐时期。这是唐代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由西北向东南转移的必然结果，也是唐人热爱游历的自然产物。殷尧藩云：“吾一日不见山水，与俗人谈便觉胸次尘土堆积，急呼浊醪浇之，聊解秽耳。”[7]正是当时这种风气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
我们对以伍子胥为描写对象的诗歌进行总体研究分析，就会发现，从梁至明的诗歌多是对伍子胥遭遇的同情叹惋，以及对于其忍辱而终复父仇的肯定和赞美。但是在两宋时期却出现了些许变化。
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已转移到了江浙地区，再加上宋代文人喜好议论的风气，此期自然而然出现了大量以伍子胥为题材的诗歌。与前代相比，这个时期的诗歌仍以同情、肯定、赞美为主，但已经出现了新特点。梅尧臣《宣州杂诗二十首》有言：“伍员奔吴日，苍皇及水滨。弯弓射楚使，解剑与渔人。抉目观亡国，鞭尸失旧臣。犹为夜涛怒，来往百川频。”这里指出伍子胥因个人私事怒鞭王尸实乃有亏臣节，而且死后为鬼的怨怒对行船百姓造成了极大危害，冷峻的叙事中包含责备之词。楼钥的《次韵十绝读书》也委婉指出伍子胥的忠义存在问题，“佚老无如大字书，聊将遮眼度三余。有时忠义忽相激，间遇包胥与子胥”。申包胥存楚，是为了国家君王，伍子胥覆楚，是为了个人家庭，那么哪一个才是忠义之人呢？！释行海对伍子胥更是进行了直接批评，“臣节已亏因挞楚，兵筹虽用奈亡吴”（《胥山》），类似的诗歌在以往是不容易找到的。当然，这类诗歌在宋代不占主流，数量虽少，但总反映出了时代风气的变化。这正是宋代文人书卷气的表现，也是爱好思辨的风气在诗歌上的反映。
明朝的有关诗歌基本上延续了《史记》的基调，对伍子胥以同情、肯定、赞美为主，同时有对黑暗社会、残酷统治者的批评。唐寅的《题伍子胥庙壁》：“白马曾骑踏海潮，由来吴地说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伍子胥有才有德，忠心耿耿，为吴国的称霸崛起建功立业，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蒙冤而死，诗歌借古讽今，其人其事虽已远去，庙宇也已成为陈迹，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上千年，王朝轮换更替，但坏人横行、小人当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却从未断绝，因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表达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毫无疑问，这是将伍子胥作为英雄、忠臣来歌颂赞美的。清代的有关诗歌，从数量上来说，远少于宋代，与唐、明时持平，但清代的诗歌却表现出与前代诗歌大不一样的风貌。我们主要针对清朝的十五首诗歌作一番较为深入的研究，看有清一代是如何评价伍子胥这个复杂性历史人物形象的？
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的赞中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8]在司马迁看来，其人其行“惊天地，泣鬼神”，伍子胥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青史留名的大英雄、烈丈夫，这一段赞词完全可以看作司马迁为伍子胥赋就的赞美诗。令人有些意外的是，与司马迁的态度相比，与前代相关诗歌相比，笔者掌握的清朝十五首诗歌中，对伍子胥进行肯定赞扬的并不占多数，只有王章的《过昭关作辞剑行》、方殿元的《伍子胥》和秦松龄的《伍相国祠》等少数几首。前两首都是选取伍子胥逃亡过程中的一件非常小的但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情节——渔父帮助伍氏渡江这件事来落笔的。方诗：“伍员被怨毒，存躯为父兄。芦中呼渡急，所畏非死生。浩浩楚江流，匹夫怒难成。渔父哀歌起，深知穷士情。笑谢千金剑，还君报不平。”诗歌从表面上看是写渔父的仗义，他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不顾杀身的危险，毅然决然地救人于水火，这是一种怎样的品格呀！但笔者认为，通过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楚国人对于伍氏家族的遭遇是十分同情的，对于当时的上层统治者是十分痛恨的，它间接告诉人们对于伍氏的复仇是得到了当时的人民支持的。
君臣关系在人之五伦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关系，这是汉唐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认识，因此就多了元明清时期的许多的愚忠愚孝之举。但是在先秦时期，对一个人来说，父子关系是高于君臣关系的，当时血亲复仇盛行于世，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载：“不复仇，非子也。”《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语曰，父母之仇“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比如《周礼》规定，为父母报仇不担刑责，只需登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9]。孟子也认为：“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10]韩愈说：“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复仇状》）[11]如果说方诗是借渔父写伍氏的话，那么范仕义的《谒伍大夫祠》就是对伍子胥的正面歌颂：“仗剑潜来怨未休，父兄不共戴天仇。奔吴几失英雄路，伐楚竟成志士谋。柳外月明深夜静，芦中风起大江流。至今遗像存胥浦，飒爽惊看壮士留。”
还有一部分诗歌是对于伍氏命运的惋惜与同情。如王摅的《谒伍相国祠》：“萧条古堞树栖乌，载拜祠门落日孤。报父有心终覆楚，杀身无计可存吴。英雄寂寞留陈迹，山水苍凉失霸图。回首荒台麋鹿地，属镂遗恨满姑苏。”虽然也有一些赞叹，但主要的是对于伍氏悲剧命运的叹惋。王锡的《伍公庙》也是如此，赞叹中寄寓着深深的同情，“报心苦谏娥眉进，抉目思看鸟喙来”。袁枚的《伍员墓》、谢鸿的《谒伍相国祠》和严可均的《伍子胥庙》都是这类叹惋的诗歌。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本文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它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为我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致文学作品的实现[12]。简言之，文学本文是死的东西，只有读者积极地参与其中，才能使其活起来。本文具有意义空白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正因此，通过读者的参与往往能够得出一些新的认识。有的诗人从刀光剑影的复杂纷争中，看到了历史沧桑无情的一面，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与渺小。如畹荃的《伍相祠》：“城闉抉眼恨无憀，死后吴宫漫寂寥。句贱雄图余血泪，夫差霸业总沉消。烟横越国悲秋雨，风怒钱塘卷暮潮。古庙人来思往事，千年哀怨到今朝。”还有诗人由伍子胥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出发，引出对于伍氏不懂立身处世的叹惋和批评，“须知祸福本无定，功成身退真良谋。怒涛汹涌有何益，不及鸱夷一艇浮”，当年“伍员破楚立奇功，复仇壮气贯长虹”，但是最后却落得个“无计能弥会计衅”（《题闾江伍相祠》），不懂得功成名遂，急流勇退，那你的最终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的诗人对伍子胥伤及无辜提出了尖锐批评，“逆施逆报总及身，血溅破楚门前草。鸣乎属镂实可悲，怒涛汹汹亦何为？地下王僚若相见，千年不必恨鸱夷”（《伍员》），王僚何罪？王僚无辜！王士祯的批评更直接更尖锐，“窋室阴谋酿祸端，鱄诸才进又要离。乱吴覆楚平生事，赐剑东门却怨谁？”（《伍子胥》）为了你伍子胥个人的私仇，却不惜杀害别国君主，搞乱吴国，吴楚交战，覆亡楚国，百姓遭殃，生灵涂炭，自己的最后下场当然就不值得同情了。
当然，文本有它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完全夸大读者的作用是不科学的。只有把每一个读者的接受加起来，才会最终无限接近本文所应有的意义。作为一个聚讼千古的历史人物，伍子胥在史学经学中的评价是众说纷纭的。在诗歌中也是如此，有许多诗歌对于伍氏的所作所为也持否定态度，这在以往的诗歌中是极罕见的。吴伟业这样评价伍子胥：“投金濑畔敢安居，覆楚灭吴数上书。手把属镂思往事，九原归去遇包胥。”（《伍员》）王士祯在《伍子胥》中也说：“窋室阴谋酿祸基，专诸才进又要离。乱吴覆楚平生事，赐剑东门却怨谁。”前一首把伍氏与申包胥作了对比，言外之意是责备伍氏的不忠。这里对伍氏的批评还是委婉的。后一首对伍子胥的覆楚、鞭楚王尸却进行了直接地尖锐地批评。周斯盛的态度更为强烈，“匹夫有恨未能伸，念身不复念君臣。郢都未肆黄泉僇，鱼肠先入先王腹。句吴礼让一旦埽，饵得骄君仇亦报。逆施逆报总及身，血溅破楚门前草。鸣乎属镂实可悲，怒涛汹汹亦何为。”（《伍员》）这里把伍氏完全看作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
对伍子胥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为父报仇无可厚非，应给予充分肯定，如前所言，这是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他为了这一目的，不惜残害无辜，吴王僚有何罪过，然而伍子胥却要献专诸将其刺死而后快，还有为了个人的复仇差点将整个楚国灭掉，逼得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吗？有人说，公子光早已有篡弑之心，即使伍氏不献专诸，公子光早晚也会将吴王僚置于死地；但问题是吴王僚对公子光早已是备加防范，“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吴太伯世家》）如果不是伍氏进献了视死如归的专诸，那么就很难在这种戒备森严的环境将王僚置于死地。关于这一点，在清诗中也有所反映，像上面的周斯盛的诗歌，还有梦麟的“舌剑至今尤宰噽，鱼肠何事误王僚”（《胥门伍胥祠》）等。
四
与前代诗歌相比，清朝诗歌表现出非常特殊的一面，唐代诗歌重视情感的抒发，在咏史这个层面上来说，宋代诗歌与唐代相比，并无显著不同，但是情绪有所收敛，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有的诗歌已经表现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独特理解。
有清一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封建专制已高度成熟。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君日益尊，臣日益卑”，专制统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因之而死的人比比皆是，像沈德潜、徐述等皆因作诗而致祸，许多无辜者也惨遭杀戮。然而文人又不能不写诗，诗酒酬唱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之间交流交际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然而诗歌如果离现实太近，则往往易于不经意间为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甚或杀身之祸，这便使得文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古人古事，既可以逞才使能，又能够全身远祸。加之，有清一代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社会安定，重视文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待遇丰厚，有条件出外游历，由许多诗题就可知道，如《过昭关作辞剑行》《谒伍相国祠》《伍员墓》等都是诗人亲自游历之后的有感而发。再之，清代朴学大盛，遂带动文化大兴，藏书读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因之对于古代的典籍颇为熟稔，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清代咏史诗的勃兴。这十几首诗歌数量虽不是很多，从写作态度上来说，表现出冷静、理性的一面，对于历史人物伍子胥的评价可以说非常客观全面。伍奢父子被屈杀，伍子胥四处流亡的遭遇令人同情，忍辱为父兄复仇的曲折经历让人为之叹惋，其最终破楚、占郢、鞭平王尸之壮举让人为之赞叹，其悲剧的结局更让人为之扼腕。伍子胥这个人物生活在忠与孝的矛盾当中，以前的对于楚国的不忠是因为楚王的残暴使然，最终的复仇是伍氏的大孝、至孝的集中体现，借吴之力复仇之后，侍奉吴王夫差，一直忠心耿耿，终无贰心。试想如果楚王用“仁”对待伍氏家族，伍员服侍楚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忠心耿耿呢？
清朝是一个学术大昌的时代，做学问讲究脚踏实地，当时的尚实之风和思辨风气很浓，这也体现在清代有关诗歌对伍子胥的客观、全面、深刻的评价当中。复仇是可歌可泣的，然而手段却是不足取的。清代学人认为，伍子胥不应该伤及无辜，怨怨相报何时了？清代有些诗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总体而言，受以上各个方面的影响，清代诗人对于《伍子胥列传》的接受是全面的客观的，可以说达到了清代学术所能达到的科学高度。
注释：
①（清）凌稚隆：《史记评林》，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②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华文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李景星：《四史评议》，岳麓书社年版，第63页。
⑤（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⑥（宋）苏轼：《苏轼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⑦（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年版.
⑨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⑩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联邦德国]H·R·姚斯、[美国]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