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因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取消，再没有媒体密切盯着阎连科。但他这几个月，依然忙得不可开交，他这个月来没在北京的家里待到超过一个礼拜。12月23日下午，我们的记者在人民大学采访了阎连科，这个采访的原定时间是两个月前，但他一直因为杂事缠身，中途写电邮告知：要不采访还是算了，反正文学是个冷小的东西，尤其是我的。
阎连科，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当代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出版有《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作品。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他被称为继莫言后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也被称为“最有争议的中国作家”。
他去世界各地的文学节、书展，经常被安排压轴出场。在德国，有三四十位当地读者拿着刚印出来的阎连科照片排队要他签名。尽管没有人拿着书，而且他不管走到哪里，阎连科都是明星一般的存在。们签完名走了，也没有人坐下来听他讲。
阎连科的英国经纪人几乎每天往他邮箱里发电邮，告知他哪本书销量如何，又有哪个大咖评论家写了文章。完全不懂英文的阎连科在这方面非常粗疏，他不关心谁写过评论，也不关心用了什么封面，腰封上写了什么话，他也不在乎书里是不是有错别字，反正他是一个经常写错别字的作家。他也不关心外面怎么评价他，一般是他儿子帮忙回复经纪人，对方发来三封，他回一封。经纪人告知他有负面评价，他也无所谓：负面就负面吧。
年12月9日，阎连科凭《田湖的孩子》入选年《收获》文学排行榜，获非虚构类第二名。
再比如，前阵子香港媒体题为《海边的阎连科：来香港教书是一种逃离》的文章，从标题就把读者导向了某种政治化的理解。逃离什么？阎连科笑着对我说，逃离雾霾嘛。他说去香港讲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讲课要花很多时间，一周讲三节课，所以很多内地作家不愿意去，他就觉得其他人不愿意，那我去吧。香港的环境好，生活也很规律，一切讲规矩，不像在北京有没完没了的应酬，还会出现提前三天才临时通知的情况。因此，在阎连科看来，他去香港教书没有任何政治化的因素。
过度的符号化，让阎连科变成了陌生人。他受益于这样的符号化，也为这样的符号化所伤。
符号化之外，阎连科最近有一件更具体琐碎的苦恼。采访完的第三天，他发来短信：
麻烦夹带私货地告诉一声读者朋友们，別给我学校和家里寄书、纸、信封类让我签名写字了，我几乎每天都收到这样的快递，成了负担。收藏的我可以理解，但相当部分不是为收藏。而且，还直接给我寄许多盗版的港台书让我签名再销售，哭笑不得……
但年届六十的阎连科，已经彻底放飞自我。关于新作《心经》，他说都不准备出版，打算自己印几本私底下送送朋友。放飞自我的同时，阎连科也已经到了考虑如何收场的时候，因为他认为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伟大文学时代会到来，但已经与他无关。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实虚无主义
新京报：在读《田湖的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你怎么看？
阎连科：那是一代人最真实的记忆，没有任何虚无主义。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历史。我们看今天中国现实，那才是真正虚无主义。我们能够面对历史，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充满了希望。如果我们对现实绝望，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是我们要正视的，但没有人去正视。说虚无主义的人是对中国现实丝毫不了解。所以我说，问题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现实的虚无主义。
《田湖的孩子》，阎连科著，上海文化出版社年9月版
新京报：你回自己老家，你有觉得当地父老乡亲很虚无主义吗？
阎连科：农村最实在，就看生活怎么样。乡村的医疗保险，政府给得很好，第一年交20元，第二年交40元，第三年交80元，现在要交元。10亿农民，涨了多少钱？块钱对南方人来说小到不值一提，但让北方农民拿出元，那是怨声载道。就是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根据富裕程度有区别？搞一刀切。河南的乡村，一家6口人，那就是多块钱。拿不出来也得拿啊，所以农民会拼命挥霍，一个感冒也要住院，因为住院才能报销啊。最后全中国人都在挥霍，医院躺在那儿。所以没有人对现实负责任，有一种理解的宽容的心情。现实的虚无主义达到了顶峰。
顾长卫导演电影《最爱》（）剧照。该剧改编自阎连科作品《丁庄梦》。
新京报：说到这种虚无主义，我想到你年的《日熄》，写的是一个村庄里的人梦游之后为所欲为。
阎连科：《日熄》说白了就是特别想写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对我来说，构思不在于故事，在于讲故事的方法。但是换句话说，《日熄》如果出版有什么呢？梦游而已，被夸大了。我里面写的那个老人，充满着正能量，一直在救赎那些人。这个台湾版已经改了四五版，我加了很多美的善的东西。
新京报：《日熄》里后面时间停在了早上6点，时间停止意味着什么呢？
阎连科：这个要说说不清，非常重要。时间是可以死亡的，也可以开始。我故意把李自成和各种农民起义的时间混杂，时间是混乱的。让时间死掉，这样时间才有意义，不能让时间一直顺时针下去。
由吕乐导演的同名改编电影《速求共眠》（）海报。
新京报：《日熄》里你又被你自己写进去了，《炸裂志》《速求共眠》也是，而且都很自嘲。
阎连科：以后估计比较谨慎了。因为用得比较多了，而且关于把作家放进自己作品，讨论得比较多了。可能之后不会再用了，再用就重复了。
新京报：你老是想着怎样不重复。
阎连科：这是一个作家最简单最基本的对自己的要求，就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重复。
新京报：我发现你作品英文版的封面都很类似，有点政治波普化的中国人的感觉。
阎连科：对，所有的封面都一样。是他们买了这个系列的版权，六七种语言都用了这个封面，反正就大同小异。
新京报：那你个人喜欢这种很脸谱化的封面吗？
阎连科：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也有点偷懒。
新京报：你前阵子在单向街，也讲到说想走近读者，因为符号化已经把你变成了一个读者眼中的陌生人，这种符号化对作家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吧？
阎连科：还是作品写好了，靠嘴是说不清的。不要在嘴上解释这些东西，读者会理解政治，他也会理解艺术，《四书》是特别典型的。
新京报：你有读前阵子《纽约客》上写你的那篇长文吗？
阎连科：看了。里面写到每年10月诺贝尔奖的时候，都有当地领导来我家，我让他拿下来。不要谈这种，这种不是什么政治层面的敏感。我们特别能理解官员的难处，但跟他们扯不清，最后也没拿下来。我们看看就是日常生活，对于英语世界的人来说，津津有味，原来亚洲作家是这样生活的。说白了，完全不知道亚洲作家是什么生活状态。
新京报：所以你对这种敏感性本身也是很敏感的？
阎连科：我觉得不是敏感性，而是现实性。我们老说敏感性就变成一个作家老是剑走偏锋、哗众取宠的意思了，那我觉得这是对作家的误解。每个人对现实都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