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历史层面考察，文学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非社会的和非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在最终的分析中’说到底都是政治的”（詹姆逊20）。
《政治无意识》文学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在文学创作、阅读、批评中，政治视角是一条“绝对的地平线”（詹姆逊17）要之，政治性不仅存在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也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内在维度。
受儒家小说教化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就很密切，政治影响小说家的创作，小说创作辅翼政治运作，至唐宋时期，这种关系更为突出，唐宋传奇作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忧患意识”（李剑国韩瑞亚1），而且还把小说创作当作攻击政敌的武器，胡应麟指出：
唐宋文人“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胡应麟）
特别是宋元时期，小说这种文体更深入地介入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南宋晁公武指出：“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陆贽者有之。”（晁公武51）
章学诚说宋儒“好名之习，作诗话以党伐同异”，致使“说部流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前人所论，如《龙城录》《碧云騢》之类，盖亦不可胜数，史家所以有别择稗野之道也。事有纪载可以互证，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学诚）
章学诚这里举称的《龙城录》《碧云騢》等诗话，其实是诗话体小说。而且，随着通俗小说的崛起及影响日著，这一新兴文体很快被运用到政治斗争中，而且花样翻新。
《文史通义》有的企图借小说影响最高统治者，如南宋初年秀州民变领袖邵青归附朝廷后，请内侍将他的故事编为小说，在高宗面前讲说，以示忠心不二，博取高宗的信任。
有的利用小说粉饰战绩，如南宋宝佑四年()，宋蒙军队达成停火协议后，贾似道隐匿和议之事，上章诡称诸路大捷。宋理宗不明真相，下诏论功行赏。景定元年（）七月，贾似道命其门客廖莹中、翁应尤等撰《福华编》，矜夸贾似道之功，并遣王六大夫等艺人在民间讲说，以致“听者纷纷”。
明代政治生态恶化，在不同政治集团、南北地主阶级、文臣武将等各种层面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利益之争。
唐代党争主要发生在士大夫间，影响面小；而明代党争则与皇权、内阁、阉党、地域等多重因素扭结在一起，非常复杂；且明代媒介发达，政治生活下移，主动站队、参与政治斗争者从朝廷重臣到在野士夫、从底层文人到普通民众几乎皆有，其牵涉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历时之长，斗争之烈，影响之大，都超迈以往。
可以这么说，政治是晚明士人的生活常态，影响了他们的命运再造和身份认同，从而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晚明各种政治势力善于动用各种媒介资源进行斗争，如邸报、“妖书”、私揭等，都被用来制造舆论，攻击政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书籍印刷品。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尹韵公指出：明代的图书出版给予了明代的社会舆论以强大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言论是社会舆论中的“无形”部分，那么书籍则是社会舆论中的有形部分。有形的比无形的更有力量，更成气候（尹韵公-）。
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明的书籍出版参与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纷争，成为政治斗争的最好注脚。《皇明中兴圣烈传》第二回便称：“天下最可畏的，莫过于士子的舌头，士子的笔头。”（《古本小说集成》本）
这种例子可谓不胜枚举，甚至弱势群体也懂得利用通俗文学来喊冤，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如华亭高官董其昌家居时，强夺陆家仆人女儿为妾，于是就有人据此创作了《黑白传》《五精八魂记》小说，讽刺董其昌，一时哄传。
说书人钱二到处说唱，董其昌将钱二及一个听客范生捉拿锁打，范郁闷而死，范母带着儿孙媳到董家说理，又遭到董家父子凌辱，于是范家对外发布《冯氏合族冤揭》，揭露董家的劣行，随即激起公愤，但董宦自恃有力，反向省级两院告恶状，五学生员随即发布《五学檄》，用词激烈，张大其事；一些路见不平的民众也利用私揭进行传播，“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共有冤揭粘帖，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謦地矣。”终于导致火烧董家之事（《中国野史集成》第27册-）。
《中国野史集成》通俗小说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台湾学者王鸿泰指出：“小说在明末清初期间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它提供了一个公众化的管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公众场域’，就像个开放性的虚拟舞台一般，小说在明清时期己然成为个别信息与公众会面的场域。”（王鸿泰43-44）
这样，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已不仅是詹姆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而是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小说家们通过对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或重构，自觉参与当时的历史排场，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因而观点针锋相对，文场遂成战场，“明季党人，以词曲作戈梃，亦一奇事。”（吴梅）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执中夹杂着个人恩怨等复杂因素。总之，各种政治力量将文场作为政治角斗场，小说创作成为朝廷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延伸。
本文试图通过几组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剖析明代小说的政治书写特点。
1、历史大事件的性质之争
历史大事件的性质之争，典型地体现在有关“靖难之役”的激烈争论上。按照儒家的正统史观，朱棣属于篡位，建文占据道德高地；但朱棣及其子孙又是当权派，拥有操控舆论的绝对优势。所以两种势力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三百年来，一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围绕着“靖难之役”的性质反复交锋，而小说创作也参与其中。
《皇明史概》朱棣即位后，立即实行“革除”运动，以确立其帝统的合法性，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便积极配合，一方面删改历史，将建文朝史事清除得“只字不留”（朱国桢），试图抹去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有关“靖难”史皆以“革除”名之；其次“自饰其非”，美化朱棣的“靖难”之举，对建文君臣则“肆以丑言诋之”（张朝瑞）。
如《奉天靖难记》将朱标父子塑造成荒淫无道，暴戾无常的形象；而朱棣则文韬武略，深得众人拥戴。这部史著其实是披着史书外衣的小说。
嘉靖年间的白话长篇小说《承运传》仍未完全摆脱“革除”运动的影响，小说把朱棣描述成“应天承运”的“真命天子”，“靖难”是保基业、安社稷、定黎民的正义之举。不过由于时代变迁，作者的态度有所缓和，小说把矛头指向建文臣属，而建文本人则是受奸臣蒙蔽的受害者。
朱棣死后，后继者对“靖难”史有过不同程度的纠偏，特别是自万历以后，世风沦丧，道德崩坏，在这种背景下，为建文死节的忠臣的道德价值就凸显出来了，通过推恩建文忠臣的后代，可以“大慰忠灵，以培圣代纲常”（朱鹭），万历登基伊始，就下诏褒奖建文死难“忠臣义士”，建祠祭祀。
《澹园集》屠方叔、许有毂、张朝瑞等皆从“挽千万世之颓风”（焦竑）的视角编纂建文史籍，且多以“忠义”命名，如《表忠录》《忠节录》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伪作，如托名史仲彬的《致身录》和程济的《从亡随笔》等。
这些随笔性的史著，以建文从亡之臣的口气，记载建文出亡的事迹，其中既有坊间讹传也有作者自己的编造，名为史书，其实是小说。这时期的通俗小说，也积极相应政治需要，为“靖难”死难之臣正名，重塑人们对“靖难”史的认知谱系。
如《西湖二集》第十八卷建文臣子黄观死节的故事，第三十一卷写方孝孺门人王徐终冒死搜集方孝孺的文集，《型世言》第一回通过建文忠臣铁铉父女的故事，褒扬“臣死忠，子死孝，妻死夫”的壮烈行为。《型世言》第八回则塑造了程济智士、义士、忠臣的形象。
另外还有长篇白话小说《续英烈传》，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靖难之役”的全过程。作者笔下的建文是个纯仁至孝的君主，他的失败令人惋惜；而朱棣的形象也更为丰满，他既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曾是个“阴怀大志”的藩王。
关于建文的结局，当时有自焚、逊国和不知所终三种说法，但第三种说法似乎更符合明末人的心理予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书虽被史家目为伪书，但“一时士大夫皆信之”，折射出时人希望建文能够善终的美好愿望。
《致身录》然而，这时期的文学和历史有关“靖难”的叙事都是在承认成祖为圣主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难免进退失据，既称颂朱棣的智勇和功业，又肯定建文的“仁孝”；既褒扬殉难诸臣的忠烈，又欣赏姚广孝等人的智谋；既以建文君臣为仁君忠臣，又称燕王起兵为“起义”。这种写法体现了明人对于“靖难”解说的无助，这一尴尬只有到明亡后才破局。
早在南明时，弘光即追谥建文为“让皇帝”，补谥建文忠臣，夺“靖难”功臣谥或改予恶谥。鼎革后人们更没有了禁忌，因而对“靖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谈迁的《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纪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场上。查继佐的《罪惟录》对史家采取两种标准看待“靖难”与寘鐇、宸濠之叛感到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