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年），韩琦被调入谏院，就任右司谏。
自秦以来，历代皆有谏官之置，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为传统的谏官。唐中后期，谏官制度日趋完善，出现了谏官的专门机构，谏院归属门下省。天圣年间，刘太后诏令谏院从门下省析出，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置员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六人，与御史台合称台谏。御史与谏官并重，真正将谏官制度纳入国家监察体系，形成北宋时期空前绝后的政治制度。谏官不仅可以议论时政，规谏君主，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有“风闻言事”的特权。谁控制一两名谏官，就可以进退百僚，变易时局，所以，宋仁宗对谏官的选拔极为重视，亲自遴选。
此时，范仲淹也被召回京，授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范仲淹刚回到京城，正赶上宋仁宗以没有子嗣为由废掉郭皇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暗中支持。范仲淹连续上书，甚至以绝食进行死谏。宋仁宗接受宰相吕夷简的建议，由范仲淹出任开封府知府，调离朝廷。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范仲淹在开封府精心绘制了一幅《百官图》呈献宋仁宗，上疏弹劾宰相吕夷简专权徇私，选拔官员多出其私门。吕夷简当着宋仁宗的面，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宋仁宗再一次将范仲淹贬官知饶州。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三人为范仲淹鸣不平，皆被贬出京城。吕夷简还向宋仁宗请求，在朝堂前立一块“朋党榜”，把范仲淹等人名字写上，引以为戒，这是景祐年间的吕范“朋党之争”。
二十五岁的韩琦亲眼目睹了已经四十八岁的范仲淹因谏诤多次被贬，深感这个右司谏责任重大，也体悟到宋仁宗将自己放到这个位置的用意。
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权臣与宋仁宗亲政后的新贵，势必有一场政治博弈。朝中的权臣把持朝政十余年，纲纪混乱，人事壅塞，上下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打破这一局面，虽然不是一日之功，但必须启用一批像范仲淹、韩琦这样的干臣、诤臣，滴水穿石，汇聚清流。
宋仁宗亲政之初对朝中两府大臣频繁变动，尤其对宰相吕夷简的一再起复和罢相，既有对党争的打压，也有对新旧势力难于驾驭的无奈。
景祐四年（年）四月，吕夷简与王曾因不合时常廷争，双双被免去宰相职务，宋仁宗擢用知枢密院事王随、户部侍郎、知郑州陈尧佐为宰相，同知枢密院事韩亿、翰林学士承旨石中立为参知政事，这是有宋以来年龄最大的内阁。
这年的六月，杭州遭遇暴风，江潮高出江岸六尺，冲毁大堤千余丈，受灾百姓波及十数个县。八月，越州（浙江绍兴）发生水灾，淹没民居无数。十二月，河东忻州、代州、并州发生大地震，民舍倒塌，死伤百姓仅忻州就达到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二人，伤五千六百五十五人，压死牲畜五万余口。面对持续不断的天灾异象，平庸的朝廷内阁宰臣束手无策，唯有请求宋仁宗大赦天下，修葺寺庙，在宫内大建道场祈福禳灾，分遣内侍到名山大川焚香祈祷。
朝中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员，因志同道合，经常找韩琦谈诗论文，议论朝政，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宝元元年（年）的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聚到谏院，针对近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朝廷软弱无能、无所作为，议论纷纷，义愤填膺。
大理评事苏舜卿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言辞犀利道：“去年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余震连绵不断，毁坏房舍无数，人员伤亡数以万计。今年春正月，山西麟、府二州及陕西大雨冰雹，百年不遇。如此连遭天灾，必是对朝廷纲纪堕败，政化阙失的警示。宰执置若罔闻，仍专注佛事，沉迷祈禳，于国何益？！”
直史馆苏绅按耐不住，站起身：“朝野都知道王随与陈尧佐是吕夷简一手举荐上来的人，他们专权弄国，排斥异己，嫉贤妒能，竞进之徒，趋走权门，经营捷径，恩命未出于皇上，而请托已行于下。”
校书郎张方平接话道：“去年，元昊一面颁布西夏文字，定礼乐，一面在州郡设立官府，招募军队，叛宋迹象已经显现。我曾上书宰执抓紧精选将士，秣马厉兵，修筑城池，以备不时之需，却泥牛入海。今年，听说元昊亲自去五台山供佛，我看供佛是假，窥探是真。朝廷再不备战，任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关隘失修，军纪松懈，只怕后果不堪啊！”
直史馆叶清臣道：“众位激言愤语，也只能逞口舌之快。坐以待变，不若群起上奏，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
同知礼院宋祁道：“我以为，上疏言事，臣职所在。敢谏，善谏，效果不一。言事有因，我看还是以灾异屡见，请皇帝下诏求直言，方为妥善。”他顿一顿，望着韩琦，“韩贤弟，不知有何高见？”
韩琦坐在一旁，一直仔细倾听。见大家目光望向自己，正色说到：“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宋祁兄的敢谏、善谏之论。大宋立国以来，抑武崇文，与文人共治天下，将不领军，兵备松懈，同时，我朝开科取士，至今数量倍增，再加上太后垂帘十余年，内降和荫补官员过滥，造成冗官冗政，沉疴难解，不改弦更张，必致疲兵弱国。现朝中执政大臣多太后时选任，占据中枢，结党营私，因循守旧，排斥异己，王曾大人和范仲淹等正直之臣不容于朝，势同水火，兴朋党之论，打压异己，这是一次保守派与新政派之间的一次旷日持久的较量。”
这一番振聋发聩的高论，听得大家心里怦怦直跳。
韩琦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也有敢谏、善谏之策：所谓敢谏，就是大家群起谏言，不畏名利和得失，为国为民，为大宋江山社稷，任何时候也不能畏缩。我们不结党，也不怕被污朋党。所谓善谏，先由宋祁兄以灾异屡现，上言下诏求直言。大家再集中上疏，指陈朝政阙失，形成定论。我作为谏院的司谏，直指四相德能低下，专权误国，败毁朝政，排挤贤良，失民心，遭天怒，力议罢之，进贤良正直之臣，献除旧布新之策。我早己经起草好了奏疏，请大家共议。“
韩琦说着，从书案上拿起一函奏本，递给大家。众人围拢一起观看，只见上面写道：首相王随平庸无能，心胸狭窄，只会任人唯亲，一遇国家大事，或佛道祈禳，或装病告假，简直就是一个贪禄窃位的病宰相；次相陈尧佐老迈昏聩，私心颇重，欺上瞒下，违法乱纪；参知政事韩亿为儿子跑官要官不说，还让兄弟两人换来换去，把朝廷官职视为私物，毫无忌惮，影响极坏；参知政事石中立本以文章见长，也是以此得到提拔，处宰辅之位不能在谋划国家大政方针上有所建树，反倒因善说笑话为天下所熟知。
大家看得心惊肉跳，为他鞭辟入里、一语中的的言辞和敢作敢为的精神所折服，更希望朝中多一些像王曾、范仲淹那样的贤良之臣。
这道奏本送到宋仁宗手里，他看了又看，犹豫不决。毕竟四个宰相位高权重，而且互为奥援，牵一发而动全身。
韩琦也知道仅仅一道奏本收效甚微，毫不气馁，半年之内，再上十余奏本，进一步揭发四人的过失。
韩琦大声疾呼：如果皇帝认为罢免宰相事关重大而犹豫不决，难道是想任由几个庸臣断送祖宗八十年太平的基业。我一个小小的司谏，犹能不畏权贵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一再上疏，所希望的是您这样一位有尧舜之德的皇帝，不因为奸佞当道而堵塞言路，黜退贤良，从而开千秋基业，致万世太平。
为了坚定宋仁宗的决心，韩琦破釜沉舟，决定以性命为代价。他请求道：如果陛下担心臣在攻奸朝中宰相，怀疑列举的事实，那么请求陛下将臣的奏疏明示中书，在朝堂之上召集百官会议，辩其是非。如果臣言不谬，则请求陛下公正办理。若陛下以为各位宰相前件行事，于朝政无损、国体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治臣诛戮贬窜之罪。希望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赏罚，判其邪正，以塞群议。
韩琦无私无畏的精神，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韧性，终于促使宋仁宗痛下决心，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同日罢相。
这一震动朝野的事件，使得韩琦一鸣惊人，成为深孚众望的朝廷柱石之臣，也确立了他在宋仁宗心目中的地位。宋仁宗拔擢韩琦为起居舍人、知谏院。但韩琦知道，修明政治，进擢贤良，绝非一日之功，如何祛除大宋朝“冗官冗兵冗费”之沉疴积弊，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这一年，二十岁的司马光进士甲科及第。这位出生于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的世家子弟，虽然远在华州任判官之职，但因早年恩荫授官，加上饱读诗书，素有大志，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