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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三年十月的一天，苏洵接到雷简夫从京城寄来的一封信，说是他已得知朝廷即将有诏命下达，叫苏洵去参加舍人院的策论考试。
看完信后，苏洵且喜且忧。喜者，他已回到西蜀一年多了，朝廷居然还惦记着他；忧者，一个年近半百之人，硬要他去参加什么考试，这不是明摆着设高门槛让他迈吗？他没有多想，也没回信，去或不去，都等到朝廷的诏书下来后再说。
没想到，十一月五日，皇帝的诏书很快就到了眉州府。
接了诏书后，苏洵才有些着急起来。他连忙把两个儿子叫到书房，商量对策。
苏轼说：“去，或是不去，父亲得先拿定主意。然后，我们再商量，要去怎么办，不去又怎么办。”
苏洵道：“我的主意是不去。你们想想看，我一个半百的衰老头，若是去，就要千里奔波，光是走这一趟就够我受了。再说，即使勉强到了京城，你们知道的，我这人不像你们两兄弟天生有考才，从小就患有恐考症，考试下来，肯定免不了受那些考官们的气，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苏辙说：“我也赞同父亲不去应试。不过，这是皇上的诏命，如果不去，怕日后背个拒诏的罪名。”
苏轼道：“那还不好办，就以称病推辞就行了。这种先例，古今有的是。”
苏辙说：“这个理由好。父亲不是患有肩颈、腰脊的老毛病吗，就说是老毛病复发，难以千里奔走。”
苏洵道：“好，不去，就这样定了。理由就一条，负薪之疾复发。”
接下来，苏洵先给雷简夫和梅尧臣分别写了一封信，申述自己不去奉诏应试的理由。
给雷简夫的信大意是：自己年事已高，对出仕本来就在无可无不可之间，况家中现状足以维持生计，何苦以衰老之身，委曲求全地去迎合考官们的挑剔呢？再说，自己有关治国安邦的论述，都见诸《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朝廷高官们都已看过。如果认为“其言可信”，那又何必再考我？如果平时深思熟虑写的东西都不可信，那么考试时的“仓促之言”，不是更不足信了吗？
给梅尧臣的信，主要是发了一通牢骚，强调他对考官们的不信任。总之一句话，他是不愿再去受那种窝囊气了。
信发出后不久，他又觉得不对劲。发了满纸牢骚，倒是痛快，可皇上看得到吗？听得到吗？如若皇上不知，那有何用？
他反复寻思，皇帝要他去应试，虽说他已称病推辞，但何不抓住这个机遇，直接给皇帝上书，在告罪不能应试的同时，借机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让自己的见解直达圣听。这样，岂不可以起到与策论考试同样的作用，而且还免了不少繁缛的中间环节？
经过几天思索，十二月一日，他给宋仁宗写了一篇洋洋五千言的《上皇帝书》。
上书除陈述自己不能奉诏应试的理由是患有“负薪之疾”外，还申明自己担心如果勉强应考，也“终不能合有司之意”，将有负皇帝的明诏。
接着，他就当前大宋的内政外交提出了十条建议：
一是要严格执行举官制度，裁减庸官冗吏，任用贤能；二是废除官位世袭的“任子”制度；三是建立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赏功罚过；四是不能让官员以臣妾的地位对待小吏，以免小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五是恢复武举，并对其改革；六是信任两制大臣，使其各尽其能；七是改进科举录取制度，推行为政试用期制；八是应选用“专对、捷给、勇敢”人才出使外邦，以不辱大宋使命；九是改进大赦制度，防止滥赦、滥赏；十是疏宦官、远小人、近俊贤、纳忠言，使朝廷清明。
上书拟好后，他又认真修改了几遍，工工整整地誊了。他想，这份大胆直言的试卷，宋仁宗会给他打多少分呢？
可上书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杳无回讯。
约摸过了半年，到了嘉祐四年的六月，朝廷又给他来了一份诏命，再一次催促他赴京。不过，这次有些奇怪，既没说要他去应试，也没说不应试。
这下，苏洵有些犯难了，不可能又称病推辞吧？权衡再三，他终于决定赴京了。定下来后，他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真心话：
如果不赴朝命，恐有要挟君命的嫌疑，同时也得罪了欧阳公您，因为您是引荐者；如果去，是为了改变家穷之境，还是为了改变国家的现状？前者，我还没到饥寒交迫的时候；后者，恐怕连朝廷重臣和宰相们也难以做到，何况我一介布衣？再说，朝廷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从欧阳公您上书推荐到皇上下诏与我，共花了七百多天时间。我即使到舍人院应试，等到官员们翻来覆去地研究，也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有幸推荐到皇帝那里，又要等上一年半载，才可能有望得到一官半职。到了那时，我苏洵恐怕已经老得不中用了。但是，去还是要去的，一是怕招人非议，更重要的是怕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
最后，他答应欧阳修，待秋后二子居丧届满之时赴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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