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讲座》，河南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觉得，之所以会有小说可能是源于一种野心，就是仿造历史。
历史是一个周期特别长、体量特别大，具有特别的戏剧性、特别的思想重力，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历史似乎非常远，可它其实又在我们的身边；它的变革很剧烈，事实上呢，又是温和的、潜移默化的；历史充满了宏伟的概念，同时又非常具体，具体到细枝末节。
比如说上海。上海的历史现在吸引着人们的广泛注意，上海旧物、旧人、旧事被重新提起，都是作为象征和符号，可是符号底下的记忆，还相当生动地保留在我们这些当代人印象里。作为符号之一的黄包车，我们也叫作三轮车，因是改人力为脚踏。在我70年代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人们可能想象不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里面会有这一幕——当我们从农村回到上海，下火车出站，出站口拥着许多三轮车，于是，许多年轻人就坐着三轮车回家了。三轮车这件旧物，或是出现在30年代、40年代风花雪月的上海往事里，或就是在新中国初始，代表行将消失的劳资阶级社会的残余，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群应该经过改造和洗涤的都市青年从农村回到上海，却是乘坐着三轮车进到家门。再过了一年回上海，三轮车就疏落了，最终彻底消失。历史就是这么微妙地在你身边变迁。
小说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历史在小说里往往演化成具体的细节，它是大变革里面最为不起眼的元素。历史总是以编年或断代为标志，切割得清楚整齐，而小说却有着毛边和蕾丝，缠缠绵绵，没有命名和定义，离远了看，看不见，到近处，也许发现正是它们结构着历史的质地。
我记得年龙应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我以驻市作家身份住在台北艺术村，活动里有一项，是黄锦树、朱天心和我三人谈。朱天心有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她说，世上所有事物都只是两类——在性学家眼里，人分为男人和女人；在政治家眼里，就是革命党和保皇党；他们家有一个熟识的五官科医生，在他的世界里人也分两种，一种是干耳屎的，一种是湿耳屎的；朱天心自己认为小说家也分两类，一类是红楼体系，一类是三国体系，而大陆作者多是三国体系。她所指出的大陆小说的倾向很有道理。
大陆的写作者真的有一种“史诗”的压力，人们热衷于编年史式的长篇幅小说，从辛亥革命写起，甚至从晚清写起，写到年，写到“文化大革命”，写到改革开放，写到后改革开放的今天，漫长的时间，广阔的地域，众多的人物，跨社会各阶层，以展开历史的长卷画。我个人以为那不是小说的本职，小说不负责反映和描绘正史，它更接近野史和稗史，但不要小看野史和稗史，在正统之外也有一片天地，也许更生动有趣、更有生机呢！
以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为例，以冷战思维推论，难以想象身在其中的我们的日常状态，其实呢，生活还是有着常情常理。
我们的家庭在“文革”中遭遇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不好，属于大多数的普遍状态。70年代初，我离开农村，在内地的一个中等城市工作，和任何地方一样，那里也有一些上海人，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互相之间就有往来互助。有一次，一个老乡托我带东西，进去他们家，我不由吃了一惊。
他们家向我展示的画面仿佛是封存在历史旧档中，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和变迁，生成于上海30年代的中产阶级市民生活。他家住在西区，也就是昔日法租界一幢公寓楼里完整的一套，而不是像许多公寓是被几户人家分租，打蜡地板上是风格一致的家具，蕾丝窗帘底下是立式钢琴。他的父亲是一个职员模样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绸睡衣，坐在皮沙发里看报纸，很有威仪地不和我们这帮小朋友打招呼，他的母亲出来接待我们，说一口苏州腔的标准上海话。
这个家庭似乎没有受到时代的影响，从屡次政治运动中完身而出。我猜想这是一种什么命运，可能就是一个普通职员，凭勤勉的工作挣衣食，非常谨慎地规避着危险，在相对安定的生活里积累起物质，并且保存下来，因而能够在革命年代度小康岁月。
这就是大革命中的小命运，历史的编外之篇。
《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在台湾中山大学的文学讲座》
王安忆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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