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劳动力的短缺，素以“男尊女卑”著称的日本社会在安倍经济学“活用女性”政策的鼓动下，出现了家庭妇女们也开始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现象，而年轻女性的自主平等意识更加强烈，她们开始“重新审视之前的男性优先的男女关系，开始试图决定自己的生活”。
近年来日本女性文学的繁盛，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年第届芥川文学奖的五位入围作家中，竟有四位为三十多岁的女性。村田沙耶香继上一年创作了描写未来社会的《消灭世界》后，年更是以《便利店人生》斩获第届芥川文学奖。作品以村田沙耶香自身体验为素材，描写了一位大龄单身、无恋爱经验的女主人公古仓惠子的故事，她从大学开始就在便利店打工干就是十八年。
便利店是古仓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只有在便利店打工，古仓才能获得充实感。古仓这种对便利店工作的“执着”，源于其儿时异于常人的性格，她的奇怪言行总是给父母平添诸多烦恼，成年后的她依然沉默寡言，难以融入社会。于是，谷仓开始偷偷学习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由一个“不正常的人”变为“正常的人”。这个转变过程充满着煎熬，因为她有着与众不同的世界观、职业观和婚恋观。
经过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博弈后，她最终意识到便利店才是自己唯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位置。作品洋溢着轻妙的幽默感，同时也充满着在社会规则下女性苦苦寻求自我位置的艰难与沉重的氛围。无论是《消灭世界》还是《便利店人生》，村田都以大胆的想象力，给读者一种从目常观念的桎楷中解放出来的轻松感。村田喜代子的长篇小说《至烧野》以“3·11”东日本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癌症治疗的故事。主人公“我”退休后罹患子官癌。为接受特别的放射治疗，“我”来到了鹿儿岛的九州南部。
虽然丈夫认为治疗不会起作用，当护士的女儿也坚决反对，但“我”还是选择了特殊治疗。从东日本大地震的电视报道中“我”得知，一次性受到四西弗特放射线辐射的人一半会死掉，全年受到总辐射量超过二十毫西弗特核辐射的地方被认定为避难区。也就是说，“我”为了生存正接受着在灾区可能致死的辐射量。作品看似描写单调的治疗生活，但放射治疗、灾后日本、火山重合，这一切使“我”仿佛生活在宇宙之中。
山崎nao-cola的《美好的距离》是第届芥川奖的入围作品，同样是癌症治疗故事。作品以结婚十五年的丈夫的视角，讲述了年过四十的妻子罹患癌症并在丈夫陪伴下一步步走向死亡这段人生最后旅程的故事。在充斥着各种信息和言论的现实社会，夫妻二人不受他人左右，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读来令人唏嘘，同时也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到个人生活与社会难以分割的联系。年出生的绵矢莉莎在结婚生子之后首次出版了小说《手掌之京》，以家乡京都为背景，描写了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奥泽家三姐妹一年中的生活情景。
道遥自在的大女儿香供职于图书馆，爱打扮的二女儿羽依深受异性青睐，在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的三女儿凛专心于研究。作品中对京都夏季袛园祭和“大”字型等火、秋天鸭川沿岸飘据的红叶等文化习俗和自然风物的描摹，让人不禁联想到谷崎润一郎的名作《细雪》中的景致描写。虽然女主人公们要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苦恼，但是京都的景物则总会让读者沉浸在对这个古老城市的体味中，即使三女儿凛不顾家人反对要离开京都去东京工作，那种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依然难以抵挡古都那不可思议的独特魅力。
年出生的金原瞳创作的《轻薄》，描写了女主人公加纳的一段人生故事。地在疯狂热恋后被跟踪狂男友刺伤，为逃避男友和抚慰自己的心理创伤，加纳留学英国，在那里结识英国业界精英结婚生子，十年后衣锦还乡回到日本。同母异父的姐姐家也从美国回到日本。为克服难以忘却的恐惧感，加纳和十九岁的侄子弘斗发生了不伦关系。她“既要维持安定的家庭，也要偶尔和弘斗交往”，这样一来，她既享有了安定面富格的物质生活，又以违背伦理的方式满足了空虚的感情。故事细腻地反映了当今日本经济最优先社会氛围下的扭曲现实。
年出生的鹿岛田真希的小说《少年圣女》则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同性恋酒馆里的故事。十九岁的“阿珠”女扮男装在这个酒馆打工，她曾受到母亲和母亲情人的虐待，穿着邋遢的男式奇装异服，在客人的倒彩声中进行着自虐性表演。四十岁的武史认出阿珠是女孩，并对她一见钟情，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而坠入爱河。阿珠虽然崇拜武史，但更在意因切尔诺贝利事件患甲状腺癌并失去儿子的室友奥利加。作品以多重结构重合的方式，描写了阿珠周围各色人的命运，揭示了当今世界同性恋、核辐射等深刻的社会问题。
日本女性文学在平安时代达到了一个巅峰，在战乱频繁的中古时代和“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江户时代并没再现可圈可点的文学盛况。而当代女性文学的隆盛，一方面是战后民主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出现了山崎nao-cola和村田喜代子等所作反映震灾造成的核辐射恐慌以及癌症治疗故事的作品，但大多数女性文学作品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