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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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在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大有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坚定学术理想，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传承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文学与中华文明走向新的历史性辉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贡献中国文学应有的智慧。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担当，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应该坚持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弘扬传统；创新话语；贡献智慧；文化担当；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淀了非常深厚的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应当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贡献文化智慧，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义不容辞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
一
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其学科走向创新发展，首先要大力弘扬中国古代文学的家国情怀与美善理想，这是中国古代优秀作家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精神传统。
首先，弘扬家国情怀，就是要崇尚理想信念、守护民族气节、深化人文关怀，以此确立我们的文学价值观自信，这是我们创新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贡献文学智慧的精神导向与思想基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对于人生、社会、民族、国家，始终拥有一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远大抱负，一方面追求完美的人格理想：“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一方面拥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辞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这种理想信念成为古代文学家们的主流价值追求，并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当中。
屈原一生坚守高洁的理想，不愿同流合污，虽被放逐，却依然坚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信念；司马迁身受屈辱，但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志向，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曹操虽历经征战，年齿渐暮，却仍然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诗文中，展示出美好的“桃花源”理想。李白、杜甫虽为一介布衣，但却拥有“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太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比稷与契，此志常觊豁”（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雄心壮志。这些理想信念的内涵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肯定自我的价值，坚信人生的道路，期待社会的进步，勇于克服困难、实现理想信念，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奋斗目标，更是一种道德追求，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精神传统。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这种家国情怀就升华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气节。《诗经·无衣》表达了为国御侮的决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则精心刻画了李广、苏武等忠勇报国的民族英雄形象。从魏晋六朝以至唐宋明清，这种心忧天下、勇赴国难的精神，在一代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陈子龙《辽东杂诗》八首之三）等等。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在民族危亡之际，用自己的文学作品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与精神标识。
深厚的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主题与重要内涵。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追求“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念。
所有这些思想价值观念，都在倡导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浓郁的人情之美，成为古代文学反复吟咏的传统主题，如孟郊吟诵母子情的《游子吟》，苏轼追忆夫妻情的《江城子》，李白感念朋友情的《赠汪伦》，白居易咏叹天涯情的《琵琶行》等等。进一步的，儒家还将“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爱人”精神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这种仁爱精神具有了体恤民众、感受苦难、承担责任的重要内涵：“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甫《羌村》三首其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这些诗篇感情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