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小说是回望先秦根基的一朵浪花。小说故事成功地解构与重塑了四位前贤，他们或忠孝若愚，或通晓异术，或勇武刚烈，或嗜书善文，皆充盈着家国情怀而个性鲜明，于出演在秦末汉初历史大舞台上的伟人和重大历史事件描写也不落俗套。如，少年嬴政不同凡响的出场、剿灭嫪毐集团的果敢和挥剑嗜血的霸气，刘邦入山访贤、听得劝言并巧接地气的诸多细节等等，既与历史存在相吻合，又写出了不同凡响的精彩。
商山四皓这组哲人，以布衣之身奋发于战国“大争”之世，以睿智卓识而成为秦帝国70位博士之四，四人已具当时社会的较高端身份，经历了秦帝国统一并参与统一文化和文明的创建，对社会进程有着一定的促推作用。于秦末大动荡的杀戮风暴中蛰伏山野，在西汉初期的复杂政治困境中盈缩有度，接受张良举荐，出山辅佐弱势的汉惠帝，使其站稳了根基；最终，自觉退出西汉朝局而隐居山林，彻底脱离社会视野，即传统历史语言中的“不知所终”。《商山四皓》小说的故事架构和诸多人物描写，基本反映了这一组哲人的沉浮历程。商山四皓隐居的原因，一般都归结为躲避“焚书坑儒”之祸，《商山四皓》小说解读的来龙去脉则更加耐人寻味。四人本是荀子的门生，受师命携书入秦，保护书简潜入商山，通过张良、萧何躬身访贤，详明了“焚书坑儒”原委和秦国“宫书典籍”尚存之事，由此为“汉承秦制”奠定了基础。显然，作者努力澄清关于“焚书坑儒”的认知误区，为传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敢立一家之言，这是难能可贵的。
商山四皓—甪里先生周术近年来，有关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基本确认了“焚书坑儒”这桩公案的虚假性。历史证据之一，秦代诸多博士在西汉初期出现，包括商山四皓，也包括为西汉制定皇家礼仪的叔孙通博士等，都反证了“坑儒”的虚假性。历史证据之二，就是诸多上古经典都在西汉初期陆续出现，并在汉城营建之初就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这样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否则司马迁根本无法写成煌煌《史记》，由此证明，焚书是一项尚未得到执行的临时禁令，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文化政策。历史证据之三，“焚书”与“坑儒”原本是两宗刑事案件，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直到东汉时期才被儒家连成一个整体，为厚诬秦政制造证据。
一般认为，商山四皓隐居是不满暴政，是因秦末之乱，但更有可能的则是小说所言“护书”离朝。小说将荀子授书作为源头，四人携书入秦，欲建书院，文心不泯，因生变故，护书而隐，倾力整理包括商君书在内的文献典籍，带书归汉而有保太子事件......这些故事情节是可信的，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商山四皓所以愿意出山，辅佐汉惠帝刘盈，其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西汉初期全盘继承秦帝国统一文明框架的政治作为，是“汉承秦制”历史大势所决定的。秦帝国的大批骨干大臣、中下级官吏及名士散官等，纷纷选择了为西汉政权效力。对于缺乏治理大一统国家经验的西汉政权而言，这是最为宝贵的政治财富。直到汉景帝，西汉的实际治国丞相（萧何为名义丞相）一直是秦帝国时期的“计相”（秦帝国的首席经济大臣）张仓，萧何病逝后的汉景帝时，张仓已经成为真正的丞相。也就是说，中国第二次统一之后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实际上是在全面以秦政治国的条件下完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帝国的大批在世遗臣，诸如张仓、叔孙通、王陵（西汉封侯的将军）、商山四皓及其余博士等都选择了为西汉效力。这是西汉初期的历史大潮。没有这样的“归心”潮流，西汉初期根本不可能迅速稳定下来。
商山四皓—绮里季吴实先人者何？秦始皇帝君臣阶层也。先人魂魄者何？秦帝国君臣统一中国之大志向也。同样，商山四皓作为秦帝国的四位博士——当时的国家高端智库人物，岂能不深刻理解秦帝国的政治宏图，岂能与统一大势相违背？因此，他们选择“事汉”，辅助西汉稳定统一政权，就是自然合理的。大势稳定之后，又选择功成身退，则是这组哲人的性格使然，也是无可厚非的。客观地说，西汉初期的刘邦集团，因其主要成员都出自秦帝国基层小吏和市井布衣，对秦政的整肃有着直观而深刻的感知，其所作出的战略选择——汉承秦制，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刘邦，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对秦始皇陵封了护陵民户的皇帝，其对秦政的敬畏是显然的。若非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大举修改西汉初期治国理念，执意以“独尊儒术”为人治意识形态，从而与秦帝国的“法治”治国拉开距离，使中国统一文明第一次出现“塌方”现象，西汉政权的文明史地位几乎将会与秦帝国并肩。果真如此，商山四皓的历史地位，也将会在文明历史的价值认知中更高一些。
商山四皓—夏黄公崔广历史已经远去，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指向。
商山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同一般的特殊性。相比较于关中腹地令人眼花缭乱，且使陕西患上了“历史遗产眩晕症”的丰富多样性相比，商山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相对单一的。但是，这绝非历史文化劣势。因为，商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好卡在了中国统一文明创建时期，集中在了奠定中国统一文明与法治文明基础的商鞅文化这个焦点上。商山有商君府遗址，商鞅封地遗址，还有可能未被考古证明的商鞅墓地遗址。因为，商鞅墓葬历史无载，依据历史逻辑有可能被商山民众抢夺骨殖而安葬于商山某处未发现的地区......这是《商山四皓》小说构想的一个出其不意的情节，当然小说还有许多这样的阅读惊喜和亮点。商山地区更有规模较大的武关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文明的重要遗存，其意义不亚于山西高平的长平大战遗址。举凡这些遗址，都是中国文明高原时期，也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重大文化遗存，其所具有的“钻石”级意义，绝非数量之多可以比较的。相信以王家民先生的《商山四皓》作品为信号，商山地区能够涌现出更多丰厚的历史文学作品，能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早日攻占先秦文明高原，也为恢复商山地区历史文化的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年夏于海南积微坊
作者与孙皓晖先生深入交谈
孙皓晖：
陕西三原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历时15年创作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及同名电视连续剧，艺术地展现了战国末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赳赳老秦人数百年的浴血奋斗和统一六国的恢弘故事。这部我国文化史中唯一一部全面、准确、艺术地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座丰碑，为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了典范。
其后，他又以10年心血撰写了《国家时代》学术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立足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提出了构建民族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特征及实践途径。学术性的文学，文学性的学术，孙皓晖先生身体力行地站在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新高度，堪称时代学人的楷模。
王家民：
陕西商山（丹凤）人，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曾在商洛剧团、商洛学院、深圳大学工作。现任西安理工大学书画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陕西省首批“德艺双馨”优秀艺术家、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其商山四皓系列画作、商於古道画作誉满三秦，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