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拨弄下的个体及其宿命
——关于叶兆言的《仪凤之门》王冰冰《仪凤之门》是叶兆言的新作，其看似以仪凤门作为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但讲述的其实是南京城的近现代史。即是说，这是以一座城门为观察点讲述一个城市的历史。历史地看，仪凤门是南京的“后门”，出了仪凤门就是下关码头和长江边，这一地带距离南京主城区实际上颇远。作者以仪凤门为观察点，其实是想写出城市的边缘外部如何决定并影响城市的中心和内里的过程。
这样一种思路与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和叙事结构颇为契合。小说以底层小人物杨逵为主人公，讲述近现代以来中国动荡频仍的时代大潮中他如何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黄包车车夫，一步步上升为下关地区举足轻重的商人的故事。按照这种写法，杨逵应该是一个英雄或枭雄。但事实是，自始至终，我们从作者对杨逵的描写中看不出杨逵有多少过人之处。他既不勇猛强悍，也并不足智多谋；既无宏阔的眼光，也不敏锐多思；既无宏大志向，也并不显得深谋远虑。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只是，杨逵显得有些主见或略为冷静而已；他做起事来并不像他的两个兄弟水根和冯亦雄那样容易冲动或不计后果。归根结底，杨逵其实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之辈竟成为下关地区的重要人物。这就涉及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小说在一步步展现杨逵成为下关地区举足轻重的商人的同时，也常常凸显他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事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为避战乱或动乱，他常常躲进日本人开设的亚细亚旅馆，乃至最后搭上了心爱的妻子的性命。小说结尾，作者以“尾声”的形式简要交代了妻子死后杨逵的人生写照，那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人生状态——只是被日常生活的惯性所推动，无喜亦不深悲。这或许正是杨逵的本来状态吧。
小说表面上是在讲述杨逵同水根和冯亦雄间的人生故事，三个人的命运起伏构成小说的主线与支线；但其实，三个人的命运，无不与一个叫张海潮的人紧密勾连。水根杀人事件，使得张海潮以警察的身份出现，但张海潮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党，他看中了地处城外的杨逵他们的客栈，以之作为革命党人的据点，杨逵等人因此稀里糊涂地牵涉进清末的反清斗争中去，杨逵的人生从此大变。杨逵的发迹，虽一方面有贵人张海潮相帮，一方面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才干，杨逵的成功却并不具有必然性，叶兆言似乎也并不想写出杨逵的强大的主体性来。小说中，杨逵虽贵为主角，但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性格模糊不清、行动辨识力不强的人物。即是说，杨逵实在只是一个“牵线木偶”，他只是偶然地被张海潮选中而后迅速崛起。循此线索不难发现，小说中杨逵之外的能人强者，诸如张海潮，甚至冯国璋、孙传芳那样的主政南京的军阀头目，又何尝不是历史的“牵线木偶”呢？他们看似强大，实则是色厉内荏，虚弱无能得很：他们被带入历史的洪流中去，也同样并不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也都是一个个主体性不强的人物。这样一种无奈和被主宰的命运的表现，虽然不一定是叶兆言写作此书的本意，但其实早已经镌刻在仪凤门的城墙和城门上，其最终无不指向或象征着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宿命：南京或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命运正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外部决定内里——城外决定城内、国外决定国内——的表征，所谓或个人或城市命运的身不由己正体现在这里。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本想在一个男人、一座城门和一个城市之间建立起某种神秘的关联，以此区别自己此前大多数的作品，但事实上，三者的命运变迁只是偶然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偶然表现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之走向。对于这种走向，身处其中的人们自然是看不清想不明，所以他们也就大多纷纷成了历史的“木偶”，没有多少作为个体的人的主动性或主体性。但究其实，这似乎也是叶兆言的小说所刻意或努力呈现的效果。他无意构筑与钩沉近现代以来发生在南京城内外的革命正史（固然，要想构筑近现代以来南京城的革命正史诚非易事，但也并非没有可能），他的南京叙事几乎看不到历史前进的巨流或潜流，自然也就只能呈现历史颓败下的南京城中芸芸众生的混沌人生。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主人公们固然被历史诡异的巨手所拨弄，但历史的巨变同样也给他们机会以凸显自己有限的主动性，比如说日寇铁蹄入侵之下以爱国的名义表现出来的名士风流与遗民余恨（《追月楼》），或城倾之前浪漫爱情的绚烂绽放（《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这可以说叶兆言一直以来的南京书写的秘密之所在，《仪凤之门》自然也不例外。
但这并不表明《仪凤之门》就无新意存焉。对叶兆言而言，这部作品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城市叙事的表现角度。近些年来，城市传的写作似乎已成潮流，叶兆言也曾跃跃欲试，写下了《南京传》，但他似乎更倾向于小说文体。《仪凤之门》尝试以下关地区作为表现南京近现代进程的角度，其从南京的边缘进入到南京城的书写的做法，让人想起夏商的《东岸纪事》和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这些都属于从城市的侧面入手表现城市的尝试。所不同的是，《仪凤之门》的作者一直以来都在从事关于南京城的书写，这一次自然可以看成是其延续和深化。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叶兆言的探索，而只是想表明一点，即当作者尝试把城市的历史、城市文学的表现角度同城市的无主体性宿命勾连在一起时，三者之间内在的勃谿固然让我们感觉到文本内部的张力及其丰富内涵，同时也令人疑惑不已：这到底是在建构有关现代南京的前世今生，还是在做着暗中解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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