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董子琪
编辑
黄月
1当下的河南正经历暴雨之后的洪涝灾害，河南作家阎连科的旧作《年月日》写的却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场大旱。阎连科熟悉乡村，他感到灾难是乡村生活不能摆脱的一部分，在那里，人们每一年都在讨论旱灾、水灾和想不到的各种灾难。
《年月日》写于二十五年前，今时读起来并不过时。小说从“千古旱天那一年”讲起，旱灾过后村民纷纷离去，只剩一个老人和他的一条狗，太阳仍然晒得厉害，田里只剩一只玉米苗，他面对的是“虚渺末世”里的“死寂和荒凉”。借这部小说出版单行本之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阎连科进行了一次连线采访。在访谈中，他回忆了创作《年月日》的前后经过，也以过往的作品讲述了自己是如何看待乡村生活里温暖与粗暴两面。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创作不仅包括小说，其非虚构作品《我与父辈》记录了父亲、大伯和叔叔的情感与生活，之后出版的《她们》与之形成对照，讲述了作为“父辈”对面的母亲、姑姑、婶婶和姐妹们的人生及女性生活。《她们》一书中提出了“第三性”的说法，在这次访谈中，阎连科也再一次解释了他心中的“第三性”的含义。
阎连科，年出生于河南嵩县，年应征入伍，年开始写作，年转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年获得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年获得卡夫卡国际文学奖，曾多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和长名单。（来源：出版方供图）
01《年月日》中的灾与人：灾难是乡村生活不能摆脱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年月日》这部作品写于二十多年前，在新的版本中你添了一篇序，回头看这部作品有什么感受？
阎连科：我三十一岁开始有颈椎病和腰椎病，从那时起一直趴在床上写作，或者躺下来写，面向天空，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下面写作。不停地写，也不停地到处跑着去看病。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西安的一个医生，治疗效果比较明显，使我可以来回走路快一点。他住在西安的灞桥，那时病轻了，我就在他家门前荒野玉米地的小路上走来走去。已经好多年没有走路走得那么快，之前永远是半废半残那状态。荒野玉米地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来——如果全世界的末日到来了，只留下一个人和一粒种子会是什么样？想到此后非常震惊和激动，第二天就从西安返回北京了。回来后就躺在一个残联工厂为我制作的写作架子下面，开始写作这篇小说。
算起来，小说是二十五年前写的，发表已经二十四年了，但一直没出过单行本。现在再看这小说，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那个时候写作要比现在有激情得多，也自由得多。另外，就想那时为什么没有把小说写得长一点、更为复杂点，再添一个、几个人物或一条线索来，写十万字该有多么好——一个好小说的到来，完全防不胜防。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出现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今天，再看这部小说，似乎其中的生活和现实是拉开距离的，但小说的精神却是极其贴近的。
界面文化：《年月日》的背景是旱灾过后村子里人都离开了，只剩一个老人和他的狗，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极端情境？
阎连科：我不以为这个是极端。我对乡村太过熟悉了，在乡村生活里，每年都在讨论旱灾、水灾和想不到的各种灾难。今天的城市好像离这个比较远，但刚刚发生在大都市郑州的水灾——是苦难，不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和内心吗？灾难是乡村生活不能摆脱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写传染病、饥饿、旱灾或虫灾，不过我选择了旱灾，这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年月日》阎连科著磨铁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年6月
小说里的情节、细节不能说在我小时候的生活里发生过，但也不是特别奇特的想象，就是稍加想象了一点点。比如说饥饿，小时候哪怕只经过几天的饥饿，自然也就能够想象饥饿是什么样子了；经历过旱灾，自然可以想象水井里如果还有一点水，那就应该用棉花、棉被和衣服把水吸上来。这都是沿着日常生活经验，往想象的方向向前走一点的事。沿着日常的生活，朝着某个方向走上一小步。谈不上是极限，对我来说仍然是日常。说到为什么会写狗，其实之前我的小说也写过两次狗的存在，因为我自己是年出生的，是属狗的，也就自然写了狗。
界面文化：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的场景，令人不禁想起疫情中的世界，比如镜头里拍摄到的城市封锁后空空荡荡的场景。你会觉得二十多年前的《年月日》与当下有什么联系吗？
阎连科：你说的那种情况，我在手机上都看到了。一个城市没有一个人，各种动物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看到那些画面时，我也非常震撼——我想，这是多好的小说画面啊。当时自己也想到过《年月日》。当然，《年月日》里是乡村，不是大都市。这之间如果有什么联系，那就是轮回和寓言的联系吧。现在讨论这些为时有些早，毕竟疫情还没有过去，人们还在痛苦中，不会冷静地去想它。但你说的那个画面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当时我就想，那是末日世界里动物和动物、动物和人、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是现代社会和大都市与时间和大自然的寓言关系和矛盾。今天看来，全世界的疫情都过度地政治化了，照此去写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小说了，不是传染病或者人类灾难的写作了。
02思考乡土：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悬置人”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
界面文化：由乡村寓言《年月日》，我们可以谈到《我与父辈》这类书写乡村的非虚构作品。你在《我与父辈》里写叔叔是“两头担”的人，形容的是从乡村来、在都市生活、处于乡村与都市夹缝之中的人，你如何理解“两头担”的人？
阎连科：那时候，“两头担”还是个别人，经过最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人更多了，变成了乡村整整的一代人。所谓“两头担”，无非是两头悬空吧，这是一种被悬置的人。现在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三十年过去了，在城市里不是城市人，回到乡村已经不再能融进过去的乡村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悬置人”，是我们今天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