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我国当代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民族史、宗教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编辑来自《“通俗不是粗俗”——白寿彝论通俗史学》，《北京日报》，年05月21日，转自“公众史学”
史学研究要打破两种认识上的障碍然而，在史学界，不重视通俗史学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史学研究者不愿意甚至不屑于从事这一工作。分析这种现象时，白先生指出，轻视历史知识普及的学者，在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粗俗。”第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造成史学工作者历史文学修养不够，难以胜任普及历史知识的重任。白先生指出：“人们一般的印象是：认为专家不愿意写通俗的文章怕降低身份。不是的，他们不是不愿意写，因为好多专家写不出来。难写呀，是不是深入才能浅出呀！通俗不是粗浅，要更好地把内容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确实不容易，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第二个认识上的误区，则导致史学研究者将历史工作的对象局限于同行这个狭隘的封闭小圈子，不愿从事通俗史学活动。白先生指出：“史学工作者写书、写文章，所选择的读者对象，往往限于同行……甚至有的同志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高明，看得懂的人越少越见其高明。”白先生提出，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史学才能发展，才能发挥社会作用。“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
这两个认识上的误区，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史关系与认识通俗史学两个问题，其实质则是如何对待史学自身的发展与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关于文史关系，白先生认为，文史不分家，是我们的传统，自《左传》以下大史学家往往就是大文学家。史学工作者应该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重视文字表述这个传统，提高自己的历史文学修养，有能力写出为更多人所阅读的史学作品。至于通俗史学，白先生明确指出，史学作品是粗俗还是高明，取决于质量而不是读者的多少，即史学作品是否具有学术性，由其内容所决定，而不是尤其表现形式所决定。他说：“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需要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看得懂的人越少越具有学术性，恰恰相反，越是通俗的越难写。通俗读物不仅需要深入，而且还需要浅出，这是其比专业论著难写之处。因此，专家学者从事通俗史学活动表明其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有深入浅出的撰述能力。不难看出，白先生有关文史关系、史学通俗化问题的论述，有助于史学研究者走出认识上的两个误区。而史学工作者一旦走出了认识上的误区，也就能够真正弄清楚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自觉地将历史知识交给广大民众。
重温白寿彝先生有关通俗史学的认识，有助于史学研究者在“通俗史学热”中走出尴尬境地当今社会上的“通俗史学热”持续升温，但在这股通俗史学热潮中，史学研究者却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大众对非史学研究者所撰写的“通俗史学”作品的追捧，另一方面则是史学研究论著日益成为同行甚至同课题研究者之间的干瘪对话；一方面史学研究者对“通俗史学热”中出现的轻侮历史的现象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无力提供为大众所需要的更好的史学作品取而代之。面对“通俗史学热”，有学者主张与“通俗史学”划清界限，进一步蜷缩到纯史学研究的象牙塔中，甚至有学者以高校考评通俗史学作品不予计算为借口为自己在通俗史学热中的失语予以开脱。面对这种情况，重温白先生有关通俗史学的认识，不仅有助于纠正史学研究者对待通俗史学的态度，同时也有助于史学研究者在“通俗史学热”中走出尴尬境地，确立应有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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