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古代笔记的性质与分类，前人已有不少研究，相关论述多从文学与历史两个学术领域展开。
前者主要涉及小说的定义流变，后者涉及笔记与史传的关系等。《记录见闻: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一文梳理了历代学者的观点，指出记录见闻是中国文言小说写作的原则与方法。
就唐五代笔记而言，此类“轶事小说”多运用生动写实的语言，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形象，蕴含着作者的臧否态度。笔者以为，见闻如何记录、文学的创作是否存在、“轶事小说”中的记录见闻与人物形象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在记录见闻的性质之外，还有学者指出:“唐以后，随着小说文体的逐步独立，作品数量日渐增多，作家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再加上受史传作品和古文运动的影响，小说中穿插议论的做法越来越多，这些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士子们所共有的文化心态，他们在小说作品中提倡忠贞、孝道，提倡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
在笔者看来，这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提倡，除了议论，在唐五代笔记的人物形象构建中更多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书写，其中尤以饮食行为书写为重。所谓“食色性也”，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饮食相关的行为往往被视为本性之一，与人物德行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联，在细节丰富的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体现明显，作者将人物的道德品行与其饮食行为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样貌。
以饮食细节描写人物道德品行的多种模式，进而阐述唐人的道德书写与饮食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对应规则。由此看到，对应关系虽然各有不同，但书写模式相似，即通过饮食行为描写人性的良善与卑鄙，并出现情节反转，此类反转加强了对人物真实形象的刻画，构成了饮食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关联。
在情节反转的背后，存在着笔记作者及社会所认同的规则，情节的反转也通常同时是对规则的逾越。这种逾越建立在饮食等级性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种对应与逾越之中，唐五代笔记小说构建了丰富而鲜明的人物形象。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学术观点———唐五代笔记中的大部分为记录唐人日常生活的轶事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倡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本文以唐五代笔记为基本研究资料，将唐人饮食行为与道德书写二者相联系。
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考证唐人日常饮食生活的细节描述和相关名物，从笔记这一文学载体之创作过程和特点出发，对饮食行为日常描述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唐代人物道德评价标准之建构、各类人物饮食习性及其相关道德范式二者间的关系、笔记作者在道德书写中对日常生活题材的遴选和运用等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新探索。
笔记中饮食行为与人物道德形象之对应及关联通过较为全面地梳理唐五代笔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笔记小说作者在人物塑造中，选取日常的饮食行为以构成人物的道德形象。通过文本阅读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饮食行为与人物的某种道德品格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将饮食行为与人物道德之间的对应关联归纳为以下几类主要模式，逐一加以分析。饮食的粗淡寡少与道德之清俭廉洁道德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关联上古时期早已存在，《韩非子》中即有将人物的饮食粗劣与德行“良”联系起来的例子。
唐笔记中作者引用《左传》“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此句对人物德行加以评判，俭约朴素被视为德性的最高体现，奢侈则为恶之集大成者，可见清俭与奢侈是当时判断人物品行、臧否人物道德的一大标准。
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人物形象之评判有一类涉及到“清”的概念，这种“清”，往往即与人物的道德品格相关，如笔记文字中直接提到“清俭”、“清廉”等等，也有类书对笔记小说相关内容加以分类，如《太平广记》中的类目“廉俭”。
从笔记内容来看，唐代笔记作者在描绘这类“清”的人物品德形象时，往往选取相关的饮食行为作为物质生活的素材，这种饮食书写多指主人公饮食之粗陋、不加择取，以及在数量上的自我控制。
笔记作者称王凝“清修重德”所选取的两个例子，一为睡觉保持叉手行礼的姿势，担心梦中见到先人之灵不恭敬，而另一个则是指王凝吃饨面份量极少。所谓“馎饨”，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馎饨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着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滑美殊常”
说明这种食物的做法是将和好的面浸入水盆中，用手在盆边挼出拇指大小、约两寸长的极薄面片，然后用大火在沸水中煮透。这样煮出的饨不仅光白可爱，而且滑美异常。此种面食到唐代时称不托，据李匡乂《资暇集》说，因为原本是用手掌托着制作，而后有了工具刀机，故有此名。
杨晔《膳夫经手录》称，唐时不托“有薄展而细粟者，有带而长者，有方而叶者，有厚而切者”诸多形状。无论《北梦琐言》中的不托面所指为哪种，王凝十八片面片的一餐饭都不能算是奢侈，因此《北梦琐言》中以“不过”二字来凸显王凝的食量之少和他的自我控制力之强———通过食欲寡淡的细节来关联人物品德之清高以及自律，这是笔记文字背后隐含的意义。
笔记称郑余庆有清俭重德的美名，这一简陋的待客之物葫芦，与之前《明皇杂录》中卢怀慎用来留客招待的两瓯蒸豆和几根蔬菜具有同样简单朴素的特点，但作者在人物饮食行为之描写手法上却有所不同
《明皇杂录》作者将待客食物的粗陋置于叙述家居用品的匮乏之后，二者同样指向说明人物生活条件的困顿，因而读者并没有意外的预期;而在笔记《卢氏杂说》郑余庆的材料中，宰相以葫芦待客这一看似滑稽并具转折性的情节，既出乎客人的意料，也让读者有意外之感。
普通简陋的食物———一只清蒸葫芦，与主人贵为宰相的身份形成了对比，产生了看似不合时宜的意外，让郑氏“清俭重德”的人物形象，在笔记书写中显得生动而传神，可以说作者通过食物来写人物道德，叙事技巧非常高妙。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唐五代笔记小说作者在构建人物道德形象的“清”时，多选取与饮食相关的事例加以表现，而这种道德品行的“清”，往往与食物之少、粗、陋等特质联系在一起。
又因为笔记中所描写对象其身份地位多居高处，这种由人物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原本看似顺理成章的物质上的富裕、高级、精美之可能性，却在笔记中体现为相关人物所选取食物之少、粗、陋等特质，二者形成一种对比和反差，甚至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强化突出了人物道德品行之高尚。这一写作模式，在正面表现人物道德尤其是清廉俭朴等特点时尤为常见。
饮食的精致高级与人物道德品行之贪婪伪善与清廉相反，人物道德品行中的贪婪形象，在唐五代笔记中与饮食的精致、高级联系在一起。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有一则关于刘崇龟的笔记，正是这一饮食道德对应模式的体现:
刘仆射荔枝图: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荬，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朝士闻而哂之。及镇番禺，效吴隐之为人，京国亲知贫乏者颙俟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薨于岭表，扶护灵榇，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时人讥之。
刘崇龟，咸通六年(年)进士，唐僖宗中和时为兵部郎中，后累官至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笔记称他以清廉俭朴自居，却遭致他人的非议。孙光宪选用了三件事描写其为人，一则刘崇龟请客吃饭，一则面对京中亲友求助、千里迢迢只画荔枝图作赋相送以示清白，最后是在他身故后家人扶柩归途中变卖大量珍宝。
其中写刘仆射请客吃饭，尤其生动。故事提及的两种食物，苦荬和泼生，从文意上看，一与俭素相关，另一个则含奢华之意，二者均指向具体人物的道德形象，而这对应的模式其内涵究竟何指，通过对食物的具体考证可以得知。
所谓，指的是一种面点。虽然向达曾从音译角度称其可能为胡人抓饭，但从唐人所著《一切经音义》来看，其中对饼的解释，说饼是“之类，著油煮饼也。”反面说明是中间夹馅制成的饼，宋人《广韵》卷五中有:“，，饵也”，《集韵》卷九有:“:，饼属。”
所谓饵、饼，显然不是胡人抓饭的意思。唐刘恂的《岭表录异》里也提到南方的蟹黄用“赤母蟹，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珍美可尚”。
取蟹黄蟹肉填于壳内，浇以调味料，再外裹细面，由此制成的自然黄白交错，鲜美异常。而的具体制作过程，则可参见北宋医书《太平圣惠方》中的“羊肾方”，其中提到:“将药末并枣及肾等拌和为馅，溲面作，以数重湿纸裹于糠火中煨，令纸焦药熟。”由此可知，就是有馅的面饼。
唐代刘崇龟家的苦荬和上述这些珍奇之物恐怕不能比，苦荬是一种略带苦味的绿叶植物，以其作馅，滋味不会太好，尤其是在刘崇龟的那些被邀聚餐的同僚看来。如果不是馅料的珍异，在唐代也算不上一种高级食品，这一点，从玄宗天宝年间的进士宴情形可以得见———据说当时每年春天于曲江池畔举行的进士宴分东西两棚，各有声势，而“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